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聲請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廖麗花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697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原受理案號：111年度中簡字第2183號），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廖麗花於民國110年11月15日起，將其位在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之2樓出租予告訴人蘇訓戊，其明知該住處進出均需經過一樓大門，竟因不滿告訴人外出時，未將一樓大門上鎖及有拖欠房租之情形，竟基於強制犯意，於111年5月27日晚上11時50分許，將上開住處一樓之大門反鎖並鎖上內鎖，致當時返回住處之告訴人無法開門進入，妨害其居住權之行使，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從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述、員警職務報告、房屋租賃契約書、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上址住處2樓承租予告訴人，並於111年5月27日晚上11時50分許告訴人返回租屋處時，鎖上玻璃門內鎖，致斯時返家之告訴人無法進入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平時本即有將1樓住處紗門上鎖的習慣，通常告訴人係於晚間7、8時許返家，此時我會將紗門門鎖打開，但案發當日告訴人直到晚間11時許仍未歸，所以我便先將紗門鎖上，與弟弟、妹妹在客廳休息，告訴人一回來發現紗門上鎖後很生氣，沒有呼喊我們開門，就逕自大力地搖動紗門，將紗門搖晃到脫離軌道，我見情形不對，心裡很害怕，才會趕緊將玻璃內門關起及上鎖，並趕快打電話報警，待員警到場後我就開門讓告訴人進屋了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於110年11月15日起，將其址設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之2樓出租予告訴人。被告於111年5月27日晚上11時50分許，告訴人返回上址租屋處欲進入之際，將住處1樓玻璃內門關上並鎖上內鎖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偵卷第26至27、60頁；簡字卷第20至21頁；本院卷第49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人蘇訓戊於警詢中指訴明確（偵卷第23至24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111年5月28日偵辦強制案職務報告書（偵卷第21頁）、租賃契約書影本（偵卷第29至34頁）、案發現場照片4張（偵卷第47至48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證人蘇訓戊於警詢中指稱：我向被告承租臺中市○○區○○路00號2樓，租金每月新臺幣8,500元。111年5月27日晚間11時50分許，我返回上址租屋處，欲打開1樓大門時，發現大門被上鎖，平常大門都不會上鎖，當時被告與一群朋友在屋內打麻將，於是我便開始搖門，我搖門時沒有呼叫被告，被告將大門內鎖鎖上就是不要讓我進去等語（偵卷第23至24頁），足見案發當日告訴人返回租屋處時，因發現遭反鎖在外，在未呼叫被告應門下，旋即晃動紗門，可知其情緒應非處於平和狀態，則被告見及上情，為確保人身安全，遂將玻璃內門上鎖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具妨害告訴人進入屋內之不法故意，實有疑義。

（三）次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倘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為依法令之行為，即已阻卻違法，自係法之所許，難認係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倘依行為當時之社會倫理觀念，乃屬相當而得受容許，或所侵害之法益極其微小，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而與社會生活相當者，即欠缺違法性，尚難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乃本於刑法謙抑思想及最後手段性原則，刑罰既為國家公權強制力之實現，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具有實質可罰性而構成犯罪，當應就其行為目的之正當性、目的與使用手段間關聯性，及其使用手段之影響嚴重程度審慎認定，倘行為人之行為目的、手段經綜合衡量後，只造成輕微影響，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造成一般人民在生活應對動輒得咎。審之，本件告訴人於111年5月27日晚上11時50分許返回租屋處時，因發覺住處大門遭上鎖，在未經呼叫被告應門下，即逕自搖晃紗門乙節，業經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在卷（偵卷第24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告訴人於承租期間不僅進出都未鎖門，也未按時給付房租、電費，甚至在廁所燃燒金紙，我請他搬出去，他也不理睬，完全無法溝通。案發當日告訴人返回住處時已是深夜，且很氣憤地大力搖晃紗門，所以我才會將玻璃內門關起上鎖，並趕快報警等語（簡字卷第20至21頁；本院卷第49頁），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111年10月6日中市警太分偵字第1110030890號函檢附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勤務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2份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9至32頁），準此，被告主觀上因認前與告訴人有租屋糾紛而已生不睦，適時又對告訴人大力晃動紗門之舉措心生畏懼，慮及其人身安全下，故將玻璃內門關閉上鎖即刻報警，以等待員警到場處理，核其目的洵屬正當，且觀諸上開報案紀錄單所載（簡字卷第31頁），員警於是日晚間11時58分許即抵達案發現場，是被告上鎖阻止告訴人進入屋內之時間甚為短暫，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影響實屬極其輕微，經衡量被告所採取之手段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二者間尚非顯不相當，且所侵害之法益極為輕微，依上說明，被告關閉玻璃內門上鎖之行為欠缺實質違法性，自不應以刑法強制罪名相繩。

（四）至本院為究明案發情節，欲依職權傳喚證人即告訴人到庭，然因告訴人之戶籍地經查詢為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其搬離上址租屋處後現居地不明，經本院以電話聯繫未果，此有告訴人之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資查考，故無法傳喚告訴人到庭作證，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前揭所舉之證據，未能證明被告有以強暴、脅迫手段妨礙告訴人居住權之行使，且被告所為與其目的間關聯性及影響程度，均未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不具實質違法性，故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現存卷證資料，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使本院形成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為真實之有罪心證程度，揆諸前揭規定與判例意旨，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