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薛桂英

選任辯護人

陳頂新律師

被告

楊泗輝

選任辯護人

吳復興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5087號、109年度偵字第64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薛桂英、楊泗輝都知道，只有政府核准的銀行才能辦理國內外款項匯兌業務，但她們為了獲取兩岸地區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的服務費或酬勞，於是從107年3月19日開始一起合作從事兩岸地下匯兌業務：

1.操作方式：薛桂英在她所經營的長益旅行社（位於台南市○○區○○路00號）裡，自己或委託董嘉妮（頂讓旅行社票證業務者）、劉秦女（旅行社員工）、傅玉燕（薛桂英朋友）受理匯款者交付的新臺幣現金，填寫「代寄禮金傳送單」（記載匯款者姓名與電話、金額、指定匯入的中國銀行帳戶），並且詢問楊泗輝當日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的匯率後，薛桂英先從新臺幣現金內扣取服務費，再把現金交付給楊泗輝，由楊泗輝通知中國方面以（經過匯率換算後的）人民幣匯款到指定的中國銀行帳戶（薛桂英、楊泗輝參與的地下匯兌行為詳細記載在附表）。

2.獲利方式：

①薛桂英（服務費）：

⑴匯款金額未超過新臺幣（下同）10,000元：每次200元。

⑵匯款金額超過10,000元未超過50,000元：每次300元。

⑶匯款金額超過50,000元未超過100,000元：匯款金額的1％。

⑷匯款金額超過100,000元：匯款金額的0.5％。

②楊泗輝（酬勞）：匯款金額的1％。

二、薛桂英總共獲利57,225元，楊泗輝共獲利100,584元。

理由

壹、事實認定綜合以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二人有上述犯罪行為：

一、被告薛桂英、楊泗輝在地檢署及法院都承認犯罪（自白），且分別在法院證實對方的犯罪行為（證明自己及另一位被告的全部行為）。

二、證人董嘉妮、劉秦女、傅玉燕在警局、地檢署及法院的證詞（證明薛桂英的地下匯兌行為）。

三、證人（匯款者）蘇金蓮、陳素嬋、魏蝶琴、王珠香、陳雲、何靜、陳廷珍、姜素玲、周水珍在警局及地檢署的證詞（證明薛桂英的地下匯兌行為）。

四、證人（匯款者）孔祥青在警局及地檢署的證詞（證明楊泗輝的地下匯兌行為）。

五、監聽楊泗輝、薛桂英的監聽譯文，以及薛桂英與楊泗輝二人間的LINE對話紀錄（證明薛桂英、楊泗輝的地下匯兌行為）。

六、查扣的代寄禮金傳送單影本。

貳、爭點事實的理由下列事項，檢察官與被告方面意見不同，合議庭的決定理由分別為：

一、薛桂英的犯罪時間

1.檢察官意見：根據起訴書附表的記載，檢察官起訴被告薛桂英從99年1月22日起到109年3月4日的地下匯兌行為。

2.薛桂英前案的既判力：

①根據前科表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6年度金上訴字第1號判決影本的記載，薛桂英因為於99年1月到4月間，經營和本案相同的兩岸地下匯兌行為，觸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被上述法院在106年9月6日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確定（本院卷○000-000號，簡稱前案）。

②前案和本案行為和罪名相同，都是「一連串的地下匯兌行為」，法律上都只成立一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在前案宣判之前，薛桂英的地下匯兌行為都處於法院可以審判的狀態，無論事實上有沒有被審判到，前案宣判前的地下匯兌行為，在法律上都屬於「已經被審判的行為」，這是為了避免刑事被告因為一個罪名被國家多次追訴的設計。當然，若國家沒有把握機會讓法院能夠審判到全部的行為，會使刑事被告獲得「重罪輕判」的不合理利益，因為這種不合理結果理應由掌握調查權力的國家承擔。

③在前案於106年9月6日宣判前的地下匯兌行為，法律上既然屬於「前案已審判的行為」，本案當然不能再次審判。因此，本案只能審理前案宣判後，也就是附表編號94所記載的107年3月19日（含）之後地下匯兌行為。

二、楊泗輝的犯罪時間

1.檢察官意見：依照起訴書的記載，檢察官也認為被告楊泗輝是從99年1月22日開始和薛桂英配合從事地下匯兌行為。

2.楊泗輝方面意見：楊泗輝是從107年時起才開始參與地下匯兌（本院卷一422頁）。

3.本院的看法：

①從薛桂英前案判決書的記載，可以看出99年間她從事地下匯兌時，楊泗輝並不是她的合作對象（本院卷一176頁）。證人薛桂英在法院作證時，也再次確認她和楊泗輝認識沒有超過10年（本院卷二55頁）。

②檢察官提出的監聽譯文以及LINE對話紀錄，都沒有107年之前的內容。

③證人薛桂英在地檢署明確證實「從我107年認識楊泗輝開始就做地下匯兌」（偵二卷525頁）。她在法院作證時，則說「忘記了，大約是幾年前（開始和楊泗輝合作）」、「大致應該是（107年這個時間點）」（本院卷二56、59頁）。

④此外，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泗輝在107年之前有參與地下匯兌行為，所以合議庭決定依據楊泗輝的自白，認定她第一次犯罪時間是附表編號94所記載的107年3月19日。

三、薛桂英的獲利

1.檢察官意見：起訴書的記載薛桂英的獲利是「人民幣0.05元之匯率價差」（起訴書第2頁)，所以檢察官應該認為薛桂英的獲利，是地下匯兌匯率外加5％（0.05=5％），也就是匯款金額的5％。

2.薛桂英方面的陳述：

①我在地檢署和警局是因為過度緊張，才把半趴（0.5％）錯誤計算成5趴（5％）。

②事實上的獲利方式是：⑴匯款金額未超過10,000元：每次200元。⑵匯款金額超過10,000元未超過50,000元：每次300元。⑶匯款金額超過50,000元未超過100,000元：匯款金額的1％。⑷匯款金額超過100,000元：匯款金額的0.5％（本院卷○000-000頁）。

3.本院的看法：

①根據筆錄的記載，被告薛桂英在警局和地檢署的確明白陳述「有獲利的我都從中抽取0.05匯率作為我的介紹費」（警一卷163頁）、「就是0.05」（偵二卷450頁）。

②但經過逐字確認（勘驗）筆錄錄音後：

⑴警局時：薛桂英在警局一開始時是說「有的半趴」、「如果那個1趴」、「半趴是0.5趴」（本院卷二，下同，77頁）。之後，警察開始用數據確認半趴的百分比，薛桂英出現了半趴是0.5還是0.05的猶豫（78頁）。最後，警察向薛桂英確認「0.05啦齁」，薛桂英回答「嘿0.05，對」（78頁）。接下來，警察才確認「應該是0.05的匯率啦，齁，他那個不是趴啦，因為你要是說趴數，有的是4.3幾，再乘以4....再乘以0.05啦，應該是譬如說，譬如說 4.3啦齁」（79頁）。最後，警察用「我都從中抽0.5趴作為我的介紹費啦齁，啊你從中抽取地下匯兌0.05匯率齁，是不都是均歸你所有？」的問題作出結論並且加以確認，薛桂英問答「是啊」（80頁）。

⑵地檢署時：檢察官第一次訊問時，先問薛桂英匯款的利率，薛桂英的回答是「0.5，0.05」（81頁）。而後檢察官用新臺幣和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數據訊問薛桂英（4.33、4.32、4.5？82-83頁）。接下來，檢察官具體訊問「你所賺的價差是如何？0.05喔？」，薛桂英的回答是「有的、有的、有的都...」、「嘿對，應該差不多是0.05啦」，最後檢察官進而確認「來就是0.05啦齁，逗點。0.05意思是說這個楊泗輝報一個人民幣的匯率給你後，你自己加0.05啊報給客戶，是不是這樣？」，薛桂英回以肯定的答覆（83-84頁）。檢察官第二次訊問時，再次問薛桂英「那你賺的價差呢？」，薛桂英回答「0.5啊，0.05啊」，檢察官再次訊問「齁就那天楊泗輝報多少匯率給你，你就自己加0.05報給客戶？」，薛桂英回答「我就自己扣起來，嘿嘿」。最後，檢察官提到如果是義務幫忙，薛桂英就沒有收0.05？薛桂英也順勢回答「嘿啊，我就沒有收，那個收了也沒意思（84-85頁）。

⑶從以上的錄音內容呈現的過程，合議庭獲得以下的看法：檢警在最後曾經用匯率的0.05加以確認，並且獲得薛桂英的認可，所以筆錄的記載沒有錯誤。但從整個詢（訊）答的過程來看，薛桂英一開始曾經試圖以簡單明確的「半趴」、「1趴」（0.5％或1％）來說明她的獲利計算方式，經過詢（訊）問者以實際匯率數字提問之後，她的確存在因混淆以及計算錯誤的可能性。因此，合議庭認為必須參考其他證據，才能確認薛桂英的獲利，究竟是匯款金額的5％還是0.5％。

③監聽譯文顯示，薛桂英在108年10月16日與楊泗輝的電話通話中，要求楊泗輝方面降低匯率，並且提及「原來就31了啊，少0.5啦，305啦，9.2耶，92我現在給人家收，他給我出31，我就賺0.5」（警一卷199頁）。證人楊泗輝在法院作證時，說依她的理解，本述譯文中出現的0.5，就是半趴（0.5％）的意思（本院卷二53-54頁）。

④綜合上述證據，合議庭決定根據「事證存在疑慮時，要把錯誤的風險歸給國家，以避免被告遭到冤枉的罪疑唯輕原則」，認定在匯款金額超過100,000元時，薛桂英的獲利是匯款金額的半趴（0.5％），並且依據薛桂英的自白認定其他更高的獲利。

四、楊泗輝的獲利

1.檢察官意見：

（起訴書第2頁），表示檢察官無法從證據上確認楊泗輝的獲利。但在準備程序時，檢察官表達了「將楊泗輝獲利方式列為爭點」的看法。

2.楊泗輝方面的意見：楊泗輝的獲利是匯款金額的1％（本院卷一422頁）。

3.本院的看法：以本案而言，被告的獲利，是法律上應該沒收的財物，也關係到被告要繳交多少錢才可以獲得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的減輕刑罰。所以本院認為這項事實，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證明。

4.檢察官根據生活經驗，質疑楊泗輝的獲利金額，本院除了認為不無道理之外，也認為楊泗輝之所以願意自白獲利，是為了獲得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的減刑機會。但既然沒有證據證明楊泗輝獲得超過匯款金額的1％酬勞，本院也只能根據她的自白，並且以薛桂英曾在電話中提到要給她手續費之事作為補強證據（警一卷69頁），認定楊泗輝的獲利是匯款金額的1％。

五、結論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在被告二人合作進行地下匯兌的前提下，認定上述被告二人的犯罪時間和獲利金額。

參、論罪：

一、罪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只有銀行業者可以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被告二人違反這個規定，構成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共犯：從前述的操作方式說明，可以知道本案的地下匯兌，是薛桂英、董嘉妮、劉秦女、傅玉燕、楊泗輝，以及中國方面和楊泗輝連絡的人（楊泗輝稱之為「小和」）等人合力完成，這些人都是法律上的共犯。

三、被告二人的犯罪態樣，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既然是業務，實際操作下就不會只是一次違規行為，而會是相同的行為反覆實施。所以，被告二人長時間多次行為，在法律上應該只成立一個犯罪。

四、減刑：薛桂英和楊泗輝都在審判結束前，根據合議庭決定的獲利金額繳交犯罪所得（本院卷○000-000頁），她們都可以依據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的規定減輕刑罰。

肆、量刑及處遇：

一、共同量刑因素：經過銀行管道的合法匯兌行為，雖然費用較高，但國家可以查核資金往來的帳戶與金額，避免或查知其間是否有洗錢、不法利益輸送、買票甚至通敵的情形。地下匯兌雖然對匯款人提供較低費用的服務，但使上述避免國家受到危害的風險提高。海峽對岸，是目前最多台灣人民需要處理資金往來的區域，也是對台灣社會敵意最深的國家。因此，兩岸地下匯兌，無法只認為是破壞金融秩序行為，也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必須嚴肅面對。

二、薛桂英部分：

1.薛桂英在106年間曾因前案，被法院判處罪刑並宣告緩刑，事實上她在前案被查獲之後、偵查審判進行中仍然繼續從事此等犯罪行為。雖然因為前案判決效力的問題，使本院只能審判106年9月之後的行為，但由此可知她為了獲得法律所不允許的利益，一再從事犯罪，在本案當然不應該再獲得輕度刑罰或再次緩刑的寬待。

2.在此前提下，本院考量薛桂英除了從事地下匯兌之外，沒有其他犯罪前科，不算是經常從事多種犯罪的人士。且年事已高，被警查獲之後立即承認犯罪，在本案而言算是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況，認為在減輕刑罰之後，量處有期徒刑2年4月是適當的。

三、楊泗輝部分：

1.量刑：

①楊泗輝在本案之前，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算是個守法的公民。當然，這一點也和她成年之後才從中國搬到台灣居住有關。

②本院又注意到楊泗輝在被查獲的當天，否認從事地下匯兌，但從隔天接受檢察官訊問時起，便逐步承認大部分的犯罪行為。她的犯罪後態度，雖然沒有和薛桂英一樣好，但仍算是良好。

③綜合上述共同和個別量刑因素、楊泗輝的年齡以及她的家庭狀況（為了保護隱私，不在判決詳細描述），合議庭決定減刑之後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2.緩刑：

①檢察官的意見：

刑判決，且不應宣告緩刑，主要的理由是：⑴對於案情多所迴避，未能全然坦承地下匯兌資金流向、共犯，使本案無法追查出全部參與犯罪的人。⑵在楊泗輝住處查獲點鈔機及大量新臺幣與人民幣，可知她參與地下匯兌有一定程度的規模。⑶監聽譯文中，呈現楊泗輝可以決定是否接受地下匯兌的委託，可見她在本案屬於主導人士。⑷楊泗輝的行為，對於金融秩序危害頗大（起訴書末頁，本院卷○000-000、189-190頁）。

②本院的看法：

⑴刑事訴訟法既然規定被告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代表被告沒有向國家承認自己犯罪和舉報共犯的義務。既然沒有此等義務，拒絕透露國家尚未查知的案情與人士，就不應該作為不利益決定（重刑、不宣告緩刑）的因素。在此前提下，若被告願意配合檢警偵查，舉報共犯，使共同犯罪的人都獲得刑事追訴，在檢察官的立場，固然適宜作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犯罪協商甚至建議緩刑的原因。但拒絕提供此等配合的刑事被告，本院不認為可以作為不宣告緩刑的合理事由。

⑵刑事審判的量刑和處遇，有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稱之為「罪刑相當原則」。此一原則要求行為和處罰必須「相當」（符合比例或常情），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輕罪重判，而造成冤屈。要做到不違背這個原則，前提是根據嚴格認定的事實來決定量刑。以本案而言，決定楊泗輝行為的強度、惡性和危害程度，都應該以附表記載的匯款人次、金額、頻率判定「犯罪的規模」，作為量刑和處遇的基礎。檢察官既然在論告時也理解在楊泗輝家中查獲的設備、現金，有一部分可能是她先生單獨犯罪使用的工具和金額（本院卷二183頁），本院認為不適合以查扣的設備和現金，作為楊泗輝犯罪規模的判斷根據。

⑶任何匯兌，必然會有「匯出款項端」和「匯入款項端」。在本案附表所呈現的兩岸地下匯兌而言，匯出的是台灣端（薛桂英），匯入的是中國端（楊泗輝所聯絡的「小和」）。而楊泗輝，則是台灣端和中國端的橋樑，或稱之為代理中國端和台灣接洽的人士。檢察官認為楊泗輝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匯款，所以是「主導人士」。合議庭的看法則是：台灣端的薛桂英，中間聯繫的楊泗輝，以及中國端的「小和」，都有機會和能力決定是否接受匯款。如果楊泗輝算是主導人士，她也只是和薛桂英一樣的主導人士之一，她的層級並不高於薛桂英。

⑷本案對於金融秩序和國家安全造成的危害，合議庭已經詳細說明。在此基礎上，本院考量到許多兩岸地下匯兌的台灣端被告，若第一次犯罪，且繳交犯罪所取得的金額減刑之後，常會獲得緩刑的宣告，同案被告薛桂英的前案就是個具體的例子。合議庭認為此類犯罪台灣端和中國端都是地位相等的主導人士，站在中國端的刑事被告也應該有獲得緩刑的機會，否則會構成歧視。

③本院的決定：

⑴合議庭理解到，地下匯兌的次數、期間和金額足以決定犯罪危害的程度。但影響被告從事地下匯兌的次數、金額和期間的最大因素，是國家何時查獲，而不是被告違反法律的意念是否強大。因此，犯罪的規模必然是決定量刑和是否緩刑需要考慮的因素，但不應該是決定性或單一考量因素。

⑵綜合上述原因，再考量楊泗輝因本案已經被羈押了59日，合議庭認為她已經得到教訓，並且明顯流露悔意，合議庭願意根據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的規定，給予從無犯罪紀錄的她緩刑的機會。但兩岸地下匯兌是個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應該給予比較長的觀察期間，以確定楊泗輝真的能夠痛改前非，因此決定緩刑最長期間（5年），並且考量她的經濟狀況，決定另依據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的規定，命令她向國庫支付200,000元，來衡平她的犯罪行為與緩刑之間的落差。

伍、沒收

一、薛桂英部分：根據監聽譯文、LINE對話截圖以及薛桂英在警局所作的筆錄，可知她是使用扣案的0000-000000號的蘋果牌手機和0000-000000號的華碩牌手機和楊泗輝及匯款者聯絡地下匯兌事宜。而代寄禮金傳送單則是她記錄匯款資料的簿本。這些物品都是薛桂英犯罪所使用的工具，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第2項的規定加以沒收。

二、楊泗輝部分：依據監聽譯文以及楊泗輝在警局的筆錄，可知她是使用已查扣的0000-000000號蘋果牌手機和「小和」所交付的0000-000000號OPPO牌手機和薛桂英及小和聯絡。根據犯罪情節，合議庭認為扣案的點鈔機和電子計算機也是楊泗輝用來完成地下匯兌所使用的設備。這些物品也都是楊泗輝或她的共犯「小和」共同犯罪所使用的工具，也應該以同上的規定加以沒收。

三、其他部分：

1.被告二人既然都已經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表示在本案她們已經沒有因為犯罪而獲得財物，因此警察分別在薛桂英的長益旅行社和楊泗輝家中查扣的現金，法院沒有認為是犯罪所得財物加以沒收的理由。

2.其他的扣案物品，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是被告們用來從事地下匯兌使用的工具或設備，因此不加以沒收。

陸、不另宣示免訴及無罪的部分

1.檢察官起訴範圍：除了附表記載的地下匯兌行為外，檢察官另又起訴了被告二人494筆地下匯兌行為（即起訴書附表編號95-586、000-000號）。

2.本判決已經說明薛桂英和楊泗輝第一次成立犯罪的時間都是附表編號94的107年3月19日，在此之前的起訴事實，分別因為屬於「前案已審判的行為」而不能再加以審判（薛桂英），以及證據不足而不成立犯罪（楊泗輝）。

3.檢察官原本就認為上述494筆地下匯兌部分，和本判決附表認定成立犯罪的部分，只成立一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審判權只有一個，因此這部分不必另外宣示薛桂英免訴以及楊泗輝無罪。依照以上的說明，本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處被告二人主文欄所記載的刑罰。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瑞昌及吳梓榕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