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98年度非抗字第12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98年度非抗字第12號

抗告人

甲○○

相對人

乙○○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通常保護令聲請再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98年9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8年度家護再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診斷證明書係證物非證人，相對人於民國（下同）97年12月1 日通常保護令事件調查庭，提出之新樓醫院97年10月12日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雙臂及腕磨損或擦傷」，繼於97年12月9 日傷害案件偵查庭，提出之新樓醫院97年10月14日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雙臂及腕磨損或擦傷、雙臂挫傷」，相對人竟對同一事件提出兩份內容不同之診斷證明書，且相對人在醫院當實習指導老師，容易取得驗傷單，顯見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為不實、偽造或相對人自行加工傷痕取得；然承審法官未審酌上情，且新樓醫院之97年10月14日診斷證明書，係相對人於97年12月9 日提出已存在之證物，因抗告人不知致未斟酌。另「台南縣警察局麻豆分局處理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紀錄（通報）表」係證物非證人，該調查紀錄表為麻豆分局警局所填寫，該表在「是否有其他證人」項中填載「無」，雖該欄空白未勾選，有可能係因疏忽所致，承審法官卻僅針對相對人自行填寫之「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狀」為斟酌，而未傳訊填寫該紀錄表之警員，以釐清疑點，恐嫌速斷，且該紀錄表早已存在，僅抗告人無法看到。又各該證物均至抗告人收受檢察官97年度偵字第16479 號不起訴處分書時，始悉該證物存在，該證物符合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聲請再審，自屬合法且有理由。

㈡證人劉淑芬證言，並未令其具結，證詞大可虛偽陳述，抗告人於98年3月5日調查庭時，業陳明證人劉淑芬證詞內容不一，承審法官以在偵查中為由，無法調閱偵訊筆錄，而主觀認定事實。今既已有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原法院竟以該證人無偽證罪之刑事確定判決存在，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聲請，與原裁定所言「家庭暴力事件之優勢證據主義」互相矛盾。又抗告人已對證人劉淑芬提出偽證罪刑事告訴，並經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倘該證人偽證罪刑事判決確定，再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0款，聲請再審是否依法有據？

㈢另原裁定所言「家庭暴力事件之優勢證據主義」，經查家庭暴力防治法、非訟事件法、民事訴訟法等法規，並未定有明文。而97年度家護字第649 號裁定，使民眾喪失自由權及財產權損失長達一年，依該裁定內容抗告人必須遠離麻豆鎮長老教會至少100 公尺，已將麻豆鎮○○○○○道均涵蓋在內，造成抗告人自由、精神上折磨甚鉅。另該裁定內容限制抗告人行使親權地點必須在警察局派出所，不僅抗告人需忍受異樣眼光長達一年，遇有警察辦案亦不知如何是好，影響子女身心發展甚鉅，加以社工隨同在側，亦造成司法資源及社會成本之浪費。若家庭暴力事件僅憑法官主觀意識判斷，均不需詳加調查即行主觀審理為所謂「優勢證據主義」，實無法令人苟同，司法正義何在？又97年度家護字第649 號裁定已快執行完畢，抗告人提出再審之聲請，只為司法正義還抗告人清白，為此提起抗告云云。

二、按「保護令之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有關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既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2 項所明定，而家庭暴力防治法及非訟事件法就再審程序又無規定，則保護令事件裁定有再審事由者，自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07 條規定，對之聲請再審。本件抗告人對原法院98年度家護抗字第13號確定裁定，認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及第10款證人為判決基礎之證言為虛偽陳述之再審事由，揆之上揭說明，固非不得為本件再審之聲請。惟按：

㈠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或雖知之，而未能使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現始能使用者而言；若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提出之證物，為確定判決所不採；抑若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存在之證物，本無所謂發現；且須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始得以之為再審事由；最高法院迭著有29年上字第1005號、32年上字第1247號判例意旨足參。抗告人所謂發現上揭「新樓醫院97年10月14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臺南縣警察局麻豆分局處理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紀錄（通報）表」等未經斟酌之證據，微論均已於原審98年度家護抗字第13號確定裁定審理時，為抗告人所提出主張之證據資料，此觀原確定裁定再抗告意旨之記載即明（見原確定裁定第2頁第4行以下），且原確定裁定並就卷內證據資料採認書證之真正，及就通常保護令聲請狀、臺南縣警察局麻豆分局處理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紀錄（通報）表勾選、記載之簡要或疏漏，不影響於事後或法院調查時再行舉證之效力等，如何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復均詳加敘述說明（見原確定裁定第6 頁），亦有原確定裁定附卷可稽。是抗告人主張所謂未經斟酌之證據，乃已為原確定裁定之裁判基礎，揆諸上揭說明，即非所謂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抗告人再執於原確定裁定終結前，業經提出並使用之訴訟資料，主張係未經斟酌之證物，顯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發現未經斟酌證物之再審要件不符。

㈡又所謂證人為判決基礎之證言為虛偽陳述之再審事由，須證人經具結，並經有罪之判決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者，始得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條文即明。抗告人對證人劉淑芬提出之刑事偽證罪告訴，係抗告人對證人劉淑芬行使刑事訴訟權利之行為，非屬證物，抗告人認對證人劉淑芬所提之刑事偽證罪告訴，係屬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已有誤會。且證人劉淑芬係相對人之胞妹，有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第1款得拒絕證言之事由，其未拒絕證言，原法院依同法第314條第2項第1款規定，未令其具結而為證言，既有原審97年度家護字第649號通常保護令事件訊問筆錄足稽（見該卷第109頁），復無該證人偽證罪之刑事確定判決存在，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顯亦與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之再審要件不合。另抗告人質疑原確定裁定主觀上逕依「優勢證據主義」不需詳加調查即予裁定乙節。因所謂「優勢證據主義」係相較於刑事訴訟之證據法則而來，而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證據法則不盡相同，前者採優勢證據主義（有謂自由心證主義），且有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後者則採嚴格證據主義，且被告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故民事判決之結果縱與刑事判決之結果不同，係因兩者訴訟法則有所不同所導致，非必然有判決互相矛盾之問題存在，亦非謂承審法官得不依卷內證據資料為判斷，是抗告人指原確定裁定依優勢證據主義不需調查證據云云，亦顯屬誤解。至抗告人以通常保護令之核發及執行，限制自由及財產權長達一年，有浪費司法資源之虞部分。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目的，在於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保護遭受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人身安全，及保障其自由選擇安全生活方式與環境之尊嚴，屬於社政法規、福利法規之性質，為使更多人獲得保護令之保護及其他扶助、護衛、輔導與治療，因此核發及執行保護令所支出之司法資源，自屬當然且必要，抗告人執此主張原確定裁定不當，亦非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法院98年度家護抗字第13號確定民事裁定，並無抗告人所主張之民事訴訟法第507 條準用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10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再審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上揭情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