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自字第九八八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自字第九八八號

自訴人

戊○○

被告

丙○○

右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自訴意旨詳如後附之自訴狀所載。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再告訴人（自訴人亦同）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六十九年臺上字第一五三一號判決參照）。末按刑法上誹謗罪之基本構成要件有三，其一須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其二須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之行為，其三須所指摘或傳述者為足以減損貶低他人在社會上之名譽地位，倘缺其中一要件，犯罪即不成立。又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誹謗罪須行為人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加以指摘或傳述，或著為文字、繪成圖畫，散發或傳布於大眾始足當之，如僅告知特定人或向特定機關陳述，即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此亦有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度台非字第一七五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三、本件自訴人戊○○認被告丙○○涉有誹謗犯行，無非因八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三一二號民事事件於民國（下同）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十五法庭行準備程序時，被告將載有自訴人為「職業股東」之答辯狀一份當庭交付受命法官，一份交由自訴人簽收，而該答辯狀係丁○○撰寫後交被告增刪修改，再由被告交打字人員繕打，故被告顯然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再昔日同事乙○○曾言及自訴人「絕非被告所形容之那種人」，顯見被告曾向乙○○陳述誹謗伊之事；而昔日同事甲○○向其提及曾目睹被告手寫之答辯狀，內容載有自訴人係職業股東等語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丙○○對於右揭時、地曾交付民事答辯狀一份予法官，一份交自訴人簽收之事實坦承不諱，惟堅決否認有誹謗犯行，辯稱：該答辯狀係友人丁○○代為撰寫後，由其加以刪改，再請人加以打字後提出於法院，提出該份答辯狀係為了替自己辯護，並未指摘或傳述毀損自訴人名譽之事，亦無交付他人閱覽，並無散布於眾之意圖；且從未向邱坤健、乙○○誹謗過自訴人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於八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三一二號民事事件所提出之答辯狀，確係由渠提供相關資料，經證人丁○○加以整理撰寫列印後交渠增刪修改，再交由打字人員加以繕打，進而持交法院，業據被告供明在卷，核與證人丁○○證述：「：：（該答辯狀）是戊○○上訴時，丙○○拿資料及稿給我，請我幫他修改：因我以前是聲寶公司之法務，丙○○的稿都請我幫他修改打字。」等情相符（見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又有自訴人提出之答辯狀及證人丁○○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出之答辯狀各一份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於上開民事事件之答辯狀中陳述自訴人為「職業股東」，惟該答辯狀係對台灣高等法院為之，係向特定機關為陳述，並非向不特定人為之，自訴人亦坦認該答辯狀被告確實僅交付法官及伊各一份，並無將第三份交付他人（見本院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訊問筆錄）在卷，顯見一般社會大眾無從得悉其內容，與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大眾者迥異。自訴人雖指訴該答辯狀，係丁○○撰寫後交被告增刪修改，再由被告交打字人員繕打，其間有丁○○、打字人員及被告知悉該答辯狀之內容，被告復將之交付受命法官及自訴人，被告顯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云云，惟就現今社會狀況觀之，專業分工極為普遍，被告本於東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地位提出答辯，委由渠關係企業之法務人員丁○○代為撰狀，撰狀後由渠加以增刪修改，再交打字人員繕打，衡屬事理之常，尚難遽此認被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無論該答辯狀之內容為何，要與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合。

（三）本院質諸證人乙○○曾否聽聞被告誹謗自訴人，證人乙○○證稱：「沒有。（問：你當時何以會在電話中告訴戊○○『我相信你不是這款人』（台語）？）當時可能是戊○○說到什麼事情向我抱怨，我才這樣回答：：我會打電話給戊○○是希望他與丙○○之間不要再繼續（打官司）下去，所以才打電話給他，並不是我聽到丙○○向我講了甚麼話：：」等語綦詳；證人甲○○亦結稱：「（問：你在晨運時遇到自訴人有告訴他曾看到被告寫的答辯狀？）沒有，是自訴人戊○○主動告訴我的，不然我還不知他們因開股東會而引起訴訟。我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就已離開公司，是顏得利告訴我，我才知道。（問：有聽到被告誹謗自訴人之事情或見過丙○○手寫的答辯狀？）沒有：：且有關丙○○及戊○○二人間的事情，都是顏得利主動告訴我的，丙○○沒有與我講過。」等語明確（均見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與被告所辯並無誹謗一節，互核一致。綜上，被告提出載有自訴人係「職業股東」之答辯狀之行為既與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間，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誹謗犯行，揆諸前揭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