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615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易字第2615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丙○○

上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緝字第1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丙○○明知包括如附表所示2 張支票在內，票號自WH0000000 號至WH0000000 號，共77張之空白支票簿1 本（下稱系爭空白支票簿）係來源不明之贓物（該本空白支票簿為第三人丁○○所有，於民國91年10月21日晚上，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路424 巷178 號住處遭竊），竟於91年10月21日起至92年1 月10日間之某日晚上，偕同其友人載萬國前往臺北市○○區○○路某處，向綽號「西瓜胖」之庚○○購買3 台筆記型電腦時，另無償收受取得庚○○交付之系爭空白支票簿。嗣因如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各於92年1 月10日、同年1 月20日，分別經戊○○、乙○○【所涉竊盜罪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另案以94年度偵緝字第180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取得，並各自背書交予不知情之林文輝、廖春生，經林文輝、廖春生各別提示，惟因丁○○就系爭被竊之空白支票簿，早已申報掛失止付，而均被以「掛失空白票據」為由退票，經林文輝報警後，報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辦後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證人即被害人丁○○、證人林文輝、廖春生、戊○○、乙○○、己○○（原名張培政）、辛○○等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詳下述），雖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惟檢察官、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就各該證據均表示對其證據能力無意見，且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狀況，均無顯不可信之情事，認均具證據能力，均得作為本件認定事實之證據。

二、本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他卷內文書證據（詳下述），核均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卷內相關文書證據均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所規定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及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是上開文書證據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曾於前揭時、地，偕同其友人載萬國向庚○○購買前開3 台筆記型電腦，並曾看見系爭空白支票簿係一併放在包裝上開電腦之袋子內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收受贓物之犯行，辯稱：係庚○○在買賣上開電腦交易之過程，將系爭空白支票簿丟在其所駕駛汽車之後座，其乃將該本空白支票簿載離現場，惟並未加以處理，亦未將該本空白支票簿交付任何人云云。

二、經查，包括附表所示2 張支票在內，票號自WH0000000 號至WH0000000 號，共77張之系爭空白支票簿1 本，係被害人丁○○所有，而於91年10月21日晚上，在丁○○位於臺北市○○區○○路424 巷178 號之住處遭竊，嗣其中如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各於92年1 月10日、同年1 月20日，分別經戊○○、乙○○（所涉竊盜罪嫌，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另案以94年度偵緝字第180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取得，並各自背書交予不知情之林文輝、廖春生，經其等各別提示後，因丁○○就系爭被竊之空白支票簿，早已申報掛失止付，而均被以「掛失空白票據」為由退票等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丁○○、證人林文輝、廖春生、戊○○、乙○○、己○○（原名張培政）、辛○○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分別證述在卷（見臺北地檢署92年度偵字第9308號卷第3 至4 頁、92年度偵字第20601 號卷第11至12頁、94年度偵緝字第1803號卷第4 頁、第13至14頁、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256 至267頁），並有台灣票據交換所92年2 月26日92台票總字第0950號函、該所92年3 月11日92台票總字第1152號函及各該函檢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及退票理由單、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請書各2 件、臺北地檢署檢察官94年度偵緝字第1803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件在卷（見臺北地檢署92年度偵字第9308號卷第5 至10頁、92年度偵字第20601 號卷第20至25頁、臺北地檢署94年度偵緝字第1803號卷第48至49頁），可資佐證，互核相符，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採信。

三、次查：

（一）關於被告於91年10月21日起至92年1 月10日間之某日晚上，偕同其友人載萬國前往臺北市○○區○○路某處地點，向綽號「西瓜胖」之庚○○購買筆記型電腦之事實，業據證人載萬國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略稱：因伊有一位在「吸引力KTV 」永和店（地址：台北縣永和市○○路340 號）擔任業務主任，姓名不詳之朋友託其購買電腦，而被告當時適對伊告稱其朋友庚○○有筆記型電腦出售，伊乃於91年間某日晚上，偕同被告前往台北市內某處地點，向庚○○購買筆記型電腦共2 、3 台，當時庚○○係一個人到場，且交易現場除伊、被告及庚○○外，並無其他人在場，經伊將託購電腦之朋友所交付之現金當場交予庚○○收受，由庚○○當場親自點收，確認金額無誤後，伊即與被告一起將上開電腦帶回「吸引力KTV 」永和店，交予該託購電腦之朋友，整個交易過程很順利，並未發生問題；當時庚○○所交付之筆記型電腦均非全新電腦，而係以塑膠袋包裝，外面再以裝水果之紙箱盛裝之中古電腦，且部分電腦上還連接著滑鼠等相關配備；在交易完成後，伊與被告發現在上開裝電腦之袋子內，同時放了幾本說明書及其他文件，但伊不知被告如何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56 至265頁所附98年5 月14日審判筆錄），核與證人庚○○於同日及本件98年3 月11日審理期日，均結證略稱：伊之綽號為「西瓜胖」，伊確曾於當天將2 、3 台筆記型電腦出售予被告及偕同被告一起到場，自稱「萬國」之朋友，交易地點係在臺北市○○區○○路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女子警察隊附近，經伊當場交付上開電腦，並收取現金後，被告及「萬國」即離開現場等語（見本院卷第256 至264 頁），大致相符。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當時就是跟證人壬○○一起去向證人庚○○買3 台電腦」，及證人壬○○亦於前揭審理期日結證稱伊僅曾與被告一起去買過該次數量共2 、3 台之電腦，而伊之台語名字就叫「萬國」，包括被告在內之朋友均稱伊為「萬國」等語（見本院卷第261 頁）等語，亦互核相符，自堪採信。

（二）又依證人庚○○於本院98年3 月11日審理期日，證稱：上開3 台筆記型電腦合計售價3 萬多元，即平均單價僅為1萬多元，顯與91、92年間之全新筆記型電腦價格不合，則證人壬○○證稱當時伊偕同被告向庚○○購買之前揭筆記型電腦並非全新之電腦，而係中古電腦，且當時上開電腦係以塑膠袋包裝，外面再以裝水果之紙箱盛裝，部分電腦上還連接著滑鼠等相關配備，而於買賣交易完成後，伊與被告即發現在上開裝電腦袋子內，曾同時放了幾本說明書及「其他文件」等語，堪信屬實。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於購買電腦時，即曾發現系爭空白支票簿，並曾問庚○○：「這本支票本是誰的？」，而庚○○答稱：「不管、不管」，就將系爭空白支票簿連同上開電腦及文件，一起丟到其車子後座，而因為當時交易已經完成，其乃將所駕汽車開離現場等語（見本院卷第266 頁反面），足認證人壬○○所指上開「其他文件」即包括系爭空白支票簿在內，且被告偕同壬○○與庚○○進行上開電腦買賣之交易時，已明知系爭空白支票簿係經庚○○一併盛裝於上開電腦包裝袋內。被告當時既發現有系爭空白支票簿之存在，亦曾與庚○○為上開問答對話，顯見被告當時已明知系爭空白支票簿並非庚○○所有（否則庚○○自不可能將自己所有，且非屬上開買賣交易標的之空白支票簿，無端交予被告），而係來路不明之贓物，惟其於庚○○將系爭空白支票簿連同上開電腦一併丟入其所駕駛之汽車後座時，不僅未當場拒絕或表示異議，且竟即將上開電腦連同系爭空白支票簿一併載離現場。再參證人載萬國於本院98年5 月14日審理時，結證稱：伊代前開在「吸引力KTV 」永和店擔任業務主任之朋友買完電腦後，即與被告一起返回「吸引力KTV 」永和店，將電腦交予該託購電腦之朋友，而後伊即上樓唱歌，被告則繼續跟那位朋友在一起等語（見本院卷第262 頁反面），此為被告所不否認，被告並供稱當時其要開車離開該KTV 時，上開託購電腦之朋友以系爭空白支票簿並非伊所有，要求被告取回返還予庚○○，而將系爭空白支票簿丟入其所駕駛汽車後座，其乃將系爭空白支票簿繼續留在該車後座等語（見本院卷第266 頁反面）。更足佐證被告當時主觀上對於系爭空白支票簿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已有所認識，惟仍有無償予以收受取得之意思，並已實際收受取得系爭空白支票簿之事實，堪予認定。又依證人庚○○之證述，伊自91年間起至96年間止，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號碼均為0000000000號，並未變更，當時被告即係以上開行動電話號碼與伊連絡買賣上開電腦事宜（見本院卷第263 頁反面），顯見當時被告並無無法連絡庚○○之情形，是被告辯稱當時係因無法連絡到庚○○，才未將系爭空白支票簿返還予庚○○等語，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有收受系爭空白支票簿之贓物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本件被告行為後，刑法業於94年1 月7 日修正，於同年2 月2 日公布，自95年7 月1 日起施行，其中修正第2 條、第33條、第41條等規定，另刑法施行法亦於95年5 月14日增訂第1 條之1 ，並自95年7 月1 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現行刑法第2 條第1 項訂有明文。此條規定乃與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主義契合，而貫徹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2 條本身雖經修正，但刑法第2條既屬適用法律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是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現行刑法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以決定應適用之刑罰法律。又以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至於緩刑之宣告，則應適用新法第74條之規定，而從刑附屬於主刑，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依主刑所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95年5 月23日95年度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刑法第349 條之收受贓物罪雖未經修正，惟於上開刑法及其施行法修正前，依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規定，其所定罰金刑之最高額為「銀元500 元」，經提高為銀元5000元即新臺幣15000 元，而其最低額，依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為銀元1 元即新臺幣3 元。嗣因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增訂：「中華民國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 倍。」此項規定係在替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部分條文，與適用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之結果相同，對於被告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問題，僅係將貨幣單位由銀元改為新臺幣，並非法律變更刑度之條文，應無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問題而逕行適用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果參照）。又關於上開法定刑罰金部分，依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最低額為新臺幣1000元，而依被告行為時之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其罰金之最低額僅為新臺幣3 元。經比較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之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則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議意旨，及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所採「從舊從輕」原則，自應整體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之規定論處。

五、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之收受贓物罪。公訴意旨雖僅指稱被告明知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而予以收受，惟包括附表編號1 、2 所示支票在內，共計77張之系爭空白支票簿既均係由被告以同一收受贓物之故意所收受，顯係基於被告同一收受贓物之犯意所為，自屬同一犯罪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附此敘明。又包括附表所示2 張支票在內之系爭空白支票簿嗣雖經流出而為不詳姓名之人所取得，且其中2 張經他人偽造如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惟被告既辯稱系爭空白支票簿經庚○○丟在其所駕駛前開汽車之後座，由其連同上開電腦一併載走後，其並未處理系爭空白支票簿，亦未交予他人使用，嗣經其友人（姓名不詳）借用該汽車後，其即未再發現系爭空白支票簿，亦不知係何人拿走該本支票簿等語（見本院卷第265 至267 頁反面）；而依本件卷證資料，尚難認為如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確係由被告所偽造，或係被告與他人共同偽造所得，則依罪疑惟輕之原則，尚難認為被告就上開2 張支票涉有偽造或共同偽造有價證券之罪嫌，公訴意旨亦未認定及起訴被告涉有偽造上開支票之罪嫌，亦併敘明。爰審酌被告明知數量達77張之系爭空白支票簿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卻予以收受，致系爭空白支票簿嗣後經流出，為不詳姓名之他人取得而用以偽造如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並經戊○○、乙○○取得後，各自背書交予林文輝、廖春生，經其等各別提示後，均遭退票而受有損害，顯影響票據信用及交易秩序，而除附表所示之2 張支票外，其餘75張流向不明之空白支票，亦顯有危害被害人丁○○或交易秩序之潛在危險，且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顯無悔意，至今亦未賠償被害人丁○○之損失，及其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及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8 月，尚嫌過高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41條已於94年2 月2 日修正，自95年7 月1 日起施行。依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 元以上3 元以下折算1 日，易科罰金。」而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 倍折算1 日，則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00 元即新臺幣900 元折算1 日。惟依修正後刑法同條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刑法第41條第1 項之規定，應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爰依前揭說明，依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未查，本件被告犯罪之時間係在96年4 月24日以前，所犯並符合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得減刑之要件（被告係於該條例於96年7 月16日施行後之96年12月11日，經臺北地檢署以96年甲○盛改緝字第4473號通緝書通緝，於97年1 月8 日經緝獲到案，見臺北地檢署96年度偵字第4215號卷第38頁、97年度偵緝字第127 號卷第14頁所附該署通緝書、通緝人犯歸案證明書所載，並非於該條例施行前經通緝，依該條例第5 條規定，非不得減刑），爰依該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就其所犯之罪，減其宣告刑2 分之1 ，並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 項規定，諭知其減刑後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 條第1 項、修正前刑法第349 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 條，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3 款、第7 條、第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49 條（普通贓物罪）收受贓物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