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聲再字第665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2年度聲再字第665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鄭惠信

選任辯護人

陳丁章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犯偽造文書罪案件，對於本院101年度上易字第2158號，中華民國102年5月14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易字第28號，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14338號），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鄭惠信（簡稱聲請人）知悉吳惠閔之身分證、權狀等為鄭惠升保管一事，無非是略認「聲請人母親原保管吳惠閔的證件，而鄭惠升因與聲請人母親同住，聲請人母親生病後『自然』保管吳惠閔的證件」，然此係以鄭惠升與聲請人母親同住為前提，因此，「聲請人母親是否與鄭惠升同住」一事，乃為證人吳惠雅、吳惠鐘、鄭惠升之證詞是否可信，以及鄭惠升是否會在聲請人母親生病後「自然」保管吳惠閔的證件、權狀之基礎前提。然而：①鄭惠升於本院84 年度上更㈠字第833號刑事判決案中，主張其身分是聲請人之「舅舅」，因而獲得聲請人外祖父母家之遺產繼承，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97年度監字第6 號及本案，則搖身一變為聲請人「弟弟」，取得監護人身分管領吳惠閔名下龐大資產，此等連身分都隨時可以改變之人，其證詞不可信。②就吳惠閔之身分證件及私人資料，吳惠雅在一審時證稱「…由鄭惠升保管，因為我母親一直跟鄭惠升同住，而且這些文件都是在鄭惠升的房子那裡，我們並沒有討論吳惠閔的身分證及不動產所有權狀應由何人保管，因為母親是臨時中風，所以不會想到這些問題，只是很自然交給鄭惠升…」，其於一審民國101 年3月9日審理筆錄第4 頁中則改稱「我跟我哥哥吳惠鍾也是吳惠閔的監護人，所以就『託』鄭惠升保管」，第7 頁中復稱「沒有把『託管』的事情告訴鄭惠信」，第12頁中甚至承認是在「沒有證據」下，卻訴稱「鄭惠信是知道鄭惠升託管吳惠閔之身分證」，矛盾陳述本非可信。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度家助字第2 號訊問筆錄上記載聲請人母親當時係稱其居住於「斗六」等語，且其於92年12月中風前均長住斗六市老家，此有斗六老家鄰居之鄰長林李却所出具之證明書可考，可徵聲請人母親已在斗六居住超過50年，根本沒有定居在台北市之事實；聲請人原於101年1月5 日請求傳訊證人吳彭梅英，但當時其恰巧心臟病發，無法出庭作證，其為聲請人所聘協助聲請人母親照顧吳惠閔及家務之人，清楚可證沒有聲請人母親與鄭惠升住這回事，傳訊證人吳彭梅英自有必要；故聲請人母親並非與鄭惠升同住，原本屬於聲請人母親保管的東西（證件、權狀），不會因為母親生病而變成鄭惠升保管。④吳惠鐘於101年8月30日之傳真中，清楚主動表示要協助聲請人與律師商討訴訟策略，可見吳惠鐘事實上亦清楚聲請人「身分證」案件係遭冤屈，此證物如經斟酌，當影響其證詞之憑信性，亦當影響法院之確信。綜上所陳，本件客觀上聲請人並無明知不實之情事，亦無造成任何損害，主觀上也無不法犯罪意圖，聲請人之行為並不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構成要件，至為昭然，原確定判決不無事實認定錯誤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規定，聲請再審云云，並提出鄰長林李却101年10月14 日出具之證明書、證人吳彭梅英之振興醫院相關病歷紀錄、吳惠鐘之101年8月30日傳真文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易字第28號101年3月9日審理筆錄等影本為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固定有明文。惟所謂發見確實之新證據，係指該證據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經存在，為法院、當事人所不知，不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見，且就證據本身形式上觀察，固不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但必須顯然可認為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限。故受理聲請再審之最後事實審法院，應就聲請再審理由之所謂「新證據」，是否具備事實審判決前已經存在，為法院、當事人所不知，事後方行發見之「嶄新性」，及顯然可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名之「顯然性」二要件，加以審查，為判斷應否准予開始再審之準據（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9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確實之新證據，係指其證據之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勿須經過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判決，使受刑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之真實性為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即與確實新證據之「確實」含義不符，自難據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5 年度台抗字第308號、70年度台抗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於96年10月30日下午4 時51分許，以其係吳惠閔監護人之身分，謊稱吳惠閔所有之不動產所有權狀，因在家中遭竊以致滅失，出具載有上開不實內容之切結書，並檢附吳惠閔之戶籍謄本，持向臺北市士林區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所掌之簿冊公文書，並將該申請補發之事實登載於公告；另於99年6 月30日下午某時，以其係吳惠閔監護人之身分，謊稱吳惠閔之國民身分證於99年6 月間在不詳地點遺失，持吳惠閔之個人照片向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所掌之戶籍登記公文書，並據以補發吳惠閔之國民身分證予聲請人等情，業據原確定判決依憑證人即告訴人吳惠雅、吳惠鐘、鄭惠升之證述、土地登記申請書暨登記清冊、切結書、士林地政事務所逕為登記書、96年10月31日北市○地○○○00000000000 號函及公告暨滅失書狀清冊、96年12月26日北市士地一字第00000000000 號公告，並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親字第69號民事判決及審理卷宗，詳予論述明確，並認聲請人稱不知吳惠閔之不動產所有權狀、國民身分證係由鄭惠升保管云云，要屬卸責之詞，難以採信。茲聲請人固主張聲請人母親並未與鄭惠升同住，原本屬於聲請人母親保管之證件、權狀等，亦不會因為聲請人母親生病而變由鄭惠升保管，並提出上開資料，以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由，聲請再審。然觀諸聲請人提出之鄰長林李却出具之證明書，其書立日期為101年10月14 日；又聲請人提出之證人吳彭梅英之振興醫院相關病歷紀錄中，急診病例紀錄日期為99年11月14日、100年8月7日、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入院日期為99 年10月22日及出院日期為99年10月28日，手術紀錄中記載之手術日期為99年10月25日，門診病例紀錄之看診日期分別為101年4月18日、101年9月28日、102年3月5日、102年3月8日、102年3月19日；又聲請人提出之吳惠鐘傳真文件，其傳真日期為101年8月30日，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 年度易字第28號審理筆錄之作成日期為101年3月9 日，顯均係在原確定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02年5月14日以前已經存在，為聲請人於本院審判當時所明知，並不具備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經存在，為法院、當事人所不知，不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見之「嶄新性」，非屬於「新證據」；另就各該證據本身形式上觀察，亦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判決，自與上開聲請再審規定之新證據，應具備「顯然性」之要件不符；況原確定判決第17頁即載明「至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即鄰長林李卻，欲證明吳鄭秀琴於中風前，係居住在雲林縣斗來市○○路00號之事實，惟查，吳鄭秀琴於92年中風前究竟住何處，與本件被告前開於96年及99年之兩次犯行，並無直接關連性，本院認無再傳喚之必要」，原確定判決第16頁至第17頁亦詳載「經查，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函覆本院吳鄭秀琴女士自92年12月間起至2012年6月6日止，長期都在該院住院，此有該院102年2月21日（101）長庚院法字第1532 號函在卷可參」、「本案重點在於吳惠閔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狀、國民身分證均由鄭惠升保管，並沒有遭竊或遺失之情形，此與吳鄭秀琴究竟住何處並無直接關連性」，是聲請意旨所指，乃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再行爭執而已，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當無所謂發見確實之新證據可言。綜上所述，聲請人據以聲請再審之理由，要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所定情形不符，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為有再審之理由，其再審之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