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314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易字第2314號

上訴人

即被告

趙文隆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205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8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趙文隆在宜蘭縣宜蘭市○○路000號經營「三元藥局」多年，已知該藥局販售之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犀利士膜衣錠」，共有每錠20公絲4粒裝(乳綠色外盒)、每錠20公絲2粒裝(乳綠色外盒)、每錠5公絲28粒裝(橘黃色外盒)、每錠5公絲14粒裝(橘黃色外盒)等4種包裝，零售價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500元、800元、3,200元、1,600元；且知該藥局前於民國100年5月16日及101年8月7日買進之每錠5公絲28粒裝「犀利士膜衣錠」早已售完，始由其本人於103年5月12日另向藥商買進每錠5公絲14粒裝之「犀利士膜衣錠」5盒待售；詎趙文隆於103年10月初某日，見顧客林明祺前來「三元藥局」購買5公絲裝「犀利士膜衣錠」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自櫃檯拿出貼有「⑭打擊偽藥免費專線」標籤之橘黃色外盒每錠5公絲14粒裝「犀利士膜衣錠」，復未說明此盒與28粒裝之區別，逕向林明祺表示該盒藥物售價3,200元，使不知情之林明祺誤認該盒藥物為28粒裝，而掏出3,200元現金向趙文隆購買。嗣林明祺攜帶該盒藥物到中國大陸後打開發現其內祇有1排14顆藥錠，顯與「幸福雙響抱」電視廣告之藥物份量不符，為測試趙文隆是否故意詐騙，乃於回臺後之103年11月12日再到「三元藥局」向趙文隆表示要購買「犀利士膜衣錠」，並就趙文隆先後拿出之乳綠色外盒(每錠20公絲裝)及橘黃色外盒(每錠5公絲14粒裝)詢問其售價及內有幾顆藥錠；經趙文隆就橘黃色外盒表示內有14粒、每盒3,200元後，林明祺始發現其先前受騙而加以斥責，並拒絕趙文隆隨後取出1,600元紙鈔及1盒每錠5公絲14粒裝「犀利士膜衣錠」所提補貨或退錢選擇。因認趙文龍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裁判主義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

㈠無罪推定原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亦即被告在法律上固有自證無罪之權利，但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而法官或檢察官對於移送或起訴之案件則須秉公處理，審慎斷獄，不可先入為主，視被告如寇仇，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有疑點，甚或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1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證據裁判主義：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有證據能力之積極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1927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11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法官對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唯有經過嚴格之證明並獲得無疑之確信時，始得為有罪之判決。然人力有其極限，縱擁有現代化之科技以為調查之工具，仍常發生重要事實存否不明之情形。故於審判程序中，要求法官事後重建、確認已發生之犯罪事實，自屬不易。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仍存在無法排除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應如何處理，始不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在各法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有所謂「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足為法官裁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就該原則雖未予明文，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關，為支配刑事裁判過程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易言之，當被告所涉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論以輕罪；若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罪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2696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53年度臺上字第656號判例、103度臺上字第596號、102年度臺上字第2600號、101年度臺上字第45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趙文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⑴趙文隆之偵訊筆錄；⑵告訴人林明祺之偵訊筆錄；⑶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103年12月15日北台禮字第14816號函及其檢附之包裝盒照片13張、「犀利士膜衣錠」乳綠色外盒2個；⑷林明祺提供之「犀利士膜衣錠」橘黃色外盒1個；⑸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3張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於前揭時、地以3,200元價格出售每錠5公絲14粒裝之「犀利士膜衣錠」予證人林明祺，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辯稱：伊在100年到103年進貨4盒「犀利士膜衣錠」，「犀利士膜衣錠」在103年才換成14顆的包裝，伊忘記了才會不小心以28顆的價格售出，因為28顆跟14顆的包裝外觀很像，這是失誤，不是詐騙等語。

五、本院查：

㈠被告趙文隆在宜蘭縣宜蘭市○○路000號經營「三元藥局」，於103年10月初某日，以3,200元價格出售每錠5公絲14粒裝之「犀利士膜衣錠」予證人林明祺，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明祺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復有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103年12月15日北台禮字第14816號函及其檢附之包裝盒照片13張、證人林明祺提供之「犀利士膜衣錠」外盒1個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趙文隆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所應審究者為：被告係故意詐騙告訴人林明祺或誤拿每錠5公絲14粒裝「犀利士膜衣錠」予告訴人林明祺？分述如下：

⒈經查，犀利士膜衣錠有4種包裝，每錠20公絲4粒裝、每錠20公絲2粒裝、每錠5公絲28粒裝、每錠5公絲14粒裝，每錠20公絲的包裝，不論4粒裝或2粒裝，均是綠色及乳白色外盒；每錠5公絲，不論28粒裝或14粒裝，均是橘色及黃色外盒。又查每錠5公絲14粒裝及28粒裝之外包裝，除數目標示為14（14粒裝）、28（28粒裝）、建議售價標示2100元（14粒裝）、4200元（28粒裝）及14粒裝又加貼綠色長方形標籤「14打擊偽藥免費專線0000-000-000」等文字不同外，其餘外盒大小及顏色均一致（詳卷內每錠5公絲14粒裝及28粒裝之外盒）。如未詳細研讀外盒所有細小文字，每錠5公絲14粒裝及28粒裝，搞混誤拿可能性並非沒有。

⒉另查每錠5公絲14粒裝，被告賣給林明祺3,200元；惟該外盒標示建議售價為2100元，被告如要詐騙，很容易被人識破詐欺技倆。

⒊再查，被告所經營三元藥局自100年5月16日起至103年5月11日止，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28粒裝，僅販出3盒；而被告所經營三元藥局於103年5月12日始購入每錠5公絲14粒裝5盒，先前並無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14粒裝之紀錄。因被告經營三元藥局出售之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28粒裝，並非熱門商品，故被告於103年10月初某日，出售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28粒裝一盒予林明祺，誤拿每錠5公絲14粒裝之可能性，並非沒有。又告訴人林明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向被告所經營三元藥局購買犀利士膜衣錠前，已連續購買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28粒裝服用一年，3100元、3200元及3300元都有買過，我向被告買犀利士，被告先拿4顆裝，我說28顆裝的那一種，被告先拿那個盒子給我看，我說是，因為盒子等顏色一模一樣，我問多少錢，被告說3200元，我就拿錢給被告，東西就放在包包帶到大陸等語；亦即告訴人已服用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一年，且告訴人因盒子等顏色一模一樣，亦誤認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14粒裝，為28粒裝；衡情，經常購買服用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之告訴人，都有可能誤拿，而被告經營三元藥局對於非熱門商品之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誤拿可能性絕不低於告訴人。

⒋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本件不能排除被告誤認犀利士膜衣錠每錠5公絲14粒裝，為28粒裝，而誤拿交付販售予告訴人林明祺。

六、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依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被告被訴詐欺犯行尚屬不能證明，原審疏未詳查遽予論罪科刑，容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