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聲字第2040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7年度聲字第2040號

聲請人

即被告

辜仲諒

選任辯護人

宋耀明律師

　　　　　　賴文萍律師

　　　　　　葉建廷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3 年度金上重更㈠字第9 號），聲請解除限制出境，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辜仲諒（下稱聲請人）甫當選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下稱棒協）理事長，有義務出席民國107 年8 月29日至9 月10日於印尼雅加達舉行之2018年亞洲運動會及於日本宮崎市舉行之2018年第十二屆亞洲青棒錦標賽。鑑於棒球是臺灣國球，更為臺灣全體國人所引頸期盼之重要運動，上開活動均為我國體壇盛事，唯有透過積極出席國際賽事與各國國際組織交流，方有可能持續拓展我國棒球在國際上之地位。今聲請人肩負棒協理事長，具有斡旋及整合各方資源之重任，對促進我國體育活動發展具有不可替代性。聲請人及其家人根在臺灣，事業及財產亦均在臺灣，又有年幼子女二人在臺灣須照料，絕無棄在臺之家庭、事業於不顧而潛逃之可能。聲請人於偵查、一審及鈞院前審均多次經核准暫時解除限制出境，聲請人均於行程結束後如期返臺，未曾延宕程序，足徵聲請人無任何逃亡之虞。聲請人於97年11月24日返臺投案經特偵組偵訊後，以新臺幣1 億元之保證金交保，聲請人自不可能棄保潛逃，任由高額之保證金被沒收。聲請人預計於107 年8 月29日搭機前往印尼參加亞洲運動會，於同年9 月2 日飛往日本，於同年月10日亞洲青棒錦標賽賽事結束後，當天搭機返臺，是請求鈞院暫時解除聲請人於107 年8 月29日至同年9 月10日出境之限制。倘鈞院有疑慮，聲請人亦願循前例，增提保證金，亦得併同將聲請人責付選任辯護人等語。

二、按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並非絕對不得剝奪，而係禁止恣意剝奪，故對人身自由之干預，苟已具備法定要件並踐行法定程序，合於外部性界限，且亦符合比例原則等內部性界限而具實質正當性，即非法所禁止；而其判斷，並非僅憑單一、抽象規定建立絕對之準據，必須綜合考量干預之措施、模式、時間、地點等具體手段、強度及其所生影響等，建立在「個案審查基礎」之上，審酌特定個案中，干預手段所欲保障之利益與人身自由間之均衡維護定之。故法院對具體個案中之強制處分，因所干預之基本權內容不同，而異其寬嚴之審查密度，乃理所當然。刑事訴訟上之限制出境，其目的在保證被告到庭，避免被告出境滯留他國，俾保全偵查、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依其限制被告應住居於我國領土範圍內之對被告人身自由限制內容觀之，係執行限制住居具體方法之一，性質上固亦屬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然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3 項、第101 條之2 前段，其與具保、責付及其他方式之限制住居，均僅為被告有得予羈押之法定理由，但無羈押必要時，用以置換羈押之替代手段，其雖因干預之目的與羈押同為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與實現，致其准否亦應與羈押同其法定理由，然其對人身自由干預之手段、強度顯較羈押輕微，從而准駁之審查標準，自應相應放寬。舉如強制處分之實施，羈押因積極、強烈干預人身自由，故法律明定須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為前提；至限制出境因僅消極防阻被告擅自出國，且干預人身自由之強度亦顯較輕微，故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苟以資訊及事實作為現實之基礎，而有理由認為被告涉嫌犯罪，即被告具有「有理由之罪嫌」即足（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抗字第840 號裁定意旨參照）。故限制出境之處分，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是考量解除限制出境與否，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判斷依據。又按國民有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經權責機關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 條第1 項第6 款、第5 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之認定標準，依同法第7條第3 項規定，係由主管機關（依同法第2 條規定，係指內政部）會同法務部定之。內政部及法務部乃依上開規定，於民國（下同）97年8 月1 日修正公布「國民涉嫌重大經濟犯罪重大刑事案件或有犯罪習慣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出國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之法規命令，於該認定標準第4 條第4 款、第7 款明定國民涉及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或銀行法第125 條之2 之罪嫌，且斟酌當時社會狀況，足以危害經濟發展，破壞金融安定者，應認定其涉嫌重大經濟犯罪，另於該認定標準第5 條規定國民涉及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 項至第4 項之罪嫌，應認定其涉嫌重大經濟犯罪。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於偵查中因出國未到案應訊，曾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最高檢察署分別於97年8 月6 日、同年11月24日發布通緝，並經最高檢察署於97年11月24日函請臺北地檢署將該署偵辦聲請人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案號：95年度偵字第00000 號、96年度偵字第2540號、第13351 號、97年度偵字第12118 號、第12119 號）移轉由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偵辦，嗣於97年11月24日其始自行返國到案，經最高檢察署諭知以新臺幣1 億元具保，惟未限制聲請人入出境（含出海），並於同年11月25日撤銷對聲請人之通緝，再於同年11月25日函請臺北地檢署撤銷對聲請人之前揭通緝，而經該署予以撤銷在案。嗣聲請人所涉本件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以98年度偵緝字第1 、2 、3 、4 號提起公訴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98年度金重訴字第40號受理，並於99年2 月10日當庭訊問後，以其雖否認犯行，惟參酌本件檢察官據以起訴聲請人所引用之證據資料（起訴書所載犯罪所得之金額為美金3047萬4717.12元），及另案共同被告張明田、鄧彥敦、林祥曦等人，就其等於該件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規定之相關犯行，與聲請人於本件所涉前揭行為係屬共同正犯，是從形式上觀察，足認聲請人涉犯起訴書所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嫌（所犯法條為銀行法第125 條之2 第2 項、第1 項後段之背信罪、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第3 款之董監事經理人背信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1 條第1 項第3 、7 款、第157 條之1 第1 項第3 款等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71 條第2 項、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處罰、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 項之洗錢罪、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7條第3 項之規定而應依該法第59條規定處罰等罪嫌），嫌疑重大，而其中所涉違反銀行法第125 條之2 第2 項、第1 項後段、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2 項、第1 項第2 、3 款，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1 條第1 項第3 、7 款、第157 條之1 第1項第3 款等規定，應依同法第171 條第2 項、第1 項第1 款處罰等部分，均屬最輕本刑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臺北地院審理終結，已於99年10月18日判決其共同違反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之規定，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處有期徒刑7 年6 月；又銀行負責人二人以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處有期徒刑4 年。應執行有期徒刑9 年在案。其與檢察官均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02 年5 月31日以97年度上重訴字第54號、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75號判決其銀行負責人二人以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利益，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處有期徒刑9 年8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 億5 千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於103 年8 月14日以103 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判決撤銷發回，現由本院審理中（案號：103 年度金上重更㈠字第9號）。

㈡原審斟酌聲請人前揭犯罪嫌疑事實、偵查經過、聲請人資力及其進出國境之實情，以及聲請人於本件偵查中曾有逃亡國外（日本國），經臺北地檢署、最高檢察署分別發布通緝，嗣始自行返國投案與已經原審判刑在案等情，堪認聲請人仍有逃亡之虞，認為確保本件訴訟及調查證據程序之順利進行，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之2 前段及前揭規定，限制聲請人出境之必要，諭知限制聲請人出境，並以99年2 月11日北院隆刑靖98金重訴40字第0990002258號函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下稱入出國及移民署）等境管機關，限制聲請人出境（已先於同年月10日傳真上開函予前揭境管機關），迄仍經本院繼續限制出境（含出海）。又按「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但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予計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 條第5 項定有明文。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於99年2 月11日限制出境，迄今已逾8 年。惟被告犯罪嫌疑事實經檢察官起訴認犯銀行法第125 條之2 第1 項背信罪，且係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依銀行法第125 條之2 第2 項、第1項規定，得按第1 項之法定刑即7 年以上有期徒刑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聲請人被訴此部分特別背信罪亦係本院審理、當事人辯論重心之一。是依檢察官起訴書所引起訴法條，聲請人所犯已非最重本刑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況又有二人以上共同實施而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情形，限制其出境並不受前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 條第5 項之限制。再聲請人涉犯之犯罪嫌疑事實，復經原審、本院前審均為有罪之認定，其犯罪嫌疑自屬重大。又相較於羈押處分，限制出境之處分對於人身自由拘束程度較為輕微，本院雖認聲請人之犯罪情節，尚無羈押聲請人之必要，惟以聲請人之資力、前揭涉案情形、曾逃亡國外，經臺北地檢署、最高檢察署分別發布通緝後，始返國投案，及其返國投案後之入出境實情，足認聲請人進出國境之次數頻繁，並非無於海外謀生之能力；況聲請人所涉犯罪嫌疑事實，亦屬「重大經濟犯罪」之情事；本院考量前揭情事，認為確保本件刑事程序之順利進行，仍有對聲請人為限制其出境之強制處分之必要。

㈢聲請人以其甫當選棒協理事長，有義務親自出席107 年8 月29日至9 月10日於印尼雅加達舉行之2018年亞洲運動會及於日本宮崎市舉行之2018年第十二屆亞洲青棒錦標賽為由，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依聲請人所提出棒協參加上開賽事之出國名冊，棒協理事長固為其領隊，惟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組織章程第19條第3 項規定：「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或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理事無法互推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棒協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等人代之，因認聲請人出席上開賽事，並非不具可替代性。本院衡酌聲請人以棒協理事長身分出席上開賽事，與所涉重大經濟犯罪，其曾有逃亡遭通緝之事實，暨聲請人之財力、生活背景等諸般聲請人未能出境之可能影響，及強制處分仍於國家公權力之行使所代表之公共利益有所必要，暨對聲請人自由拘束之程度，認為不宜准許聲請人出境。綜上所述，因認聲請人聲請單次解除限制出境，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