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盧志豪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擄人勒贖等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原上訴字第86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25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原重訴字第4號、108年度重訴字第41號、110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154號、第6209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8年度偵字第18773號、109年度偵字第3247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

㈠本院111年度原上訴字第86號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雖認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盧志豪（下稱「聲請人」）有共同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惟並未就所取得之證據是否足以確認聲請人之罪行，為合理之心證判斷。本案證人張銘澤、俞巧媛之警詢筆錄均係由警員複製貼上，製作過程有瑕疵，是其等嗣後具結之證言均不成立。且聲請人已就本件證人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主張無證據能力，其等證詞可信度不足，亦不具顯有可信之情況，自不得作為認定聲請人有罪之證據。關於本案相關證人在原審審理時，就聲請人是否確有非法持槍犯行之證述，並無原判決所稱得為證據，且可信度極高之情形。詳述如下：

①證人即修車廠老闆蔡坤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第一個人帶頭進來的有拿槍，因為他一進來已經看到，‧‧‧，後面進來的二個人又拿1把槍給第一個帶頭的人，‧‧‧，後來槍他們其他人就都沒有拿了，‧‧‧，我看到的總共是2把槍，他自己手拿1把，桌上1把交給他；錄影那個人（按即聲請人）自己叫車離開；錄影的人一直錄影錄進來，好像有持槍；我有點模糊，如果是一支手拿錄影機，一支手拿槍走進來不是很奇怪嗎？我看他都是拿著錄影機，詳細情形我想不太起來；有拿錄影機，我只能確定有拿錄影機而已，因一進來看到攝影機，我印象滿深刻；我印象很模糊，但能確定一直拿著錄影機等語。

②證人即告訴人張銘澤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忘記了，因為已有點時間等語。

③證人即告訴人俞巧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現場帶槍的是潘昌宏、王誌漢；錄影之人手上好像有拿槍；嗣又稱「忘記了」、「我不確定錄影之人有無持槍」等語。

④證人即同案被告潘昌宏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聲請人在旁邊錄影沒拿槍等語。

⑤證人即同案被告王誌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除潘昌宏以外，沒看到其他人拿槍等語。

⑥證人即同案被告莊仁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因為我去時槍是放在桌上，所以我聽他們講好像是聲請人有拿，其實我沒有看到他有拿等語。

㈡依上開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皆無直接證據可證明聲請人確有拿槍。檢察官雖指稱證人A1（按即綽號「○○」之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王誌漢、潘昌宏、聲請人在蔡坤洲修車廠時有各拿1支槍；證人蔡坤洲在偵查、原審審理時亦均證稱錄影的聲請人也有拿槍等語。惟「○○」於原審審理時先證稱槍有3把，嗣改稱「忘記了」、「我真的沒看那麼仔細」，然於警詢時則供稱有4至5把槍；另蔡坤洲實際上係證述聲請人有拿錄影機，另一隻手拿什麼「我想不起來了，我只能確定有拿錄影機而已」等語。又檢察官雖稱「○○」、蔡坤洲之證述與證人張銘澤、俞巧媛所述大致相同。惟依俞巧媛等人上開證詞，顯見檢察官論告所指與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不同，不僅無法認定聲請人成立犯罪，反係有利聲請人之證據。原判決未詳盡調查上開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詞，僅擷取其中部分證述而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自有未當。

㈢本案相關證人在原審審理時之證詞均係「好像」、「不確定」或「不記得」等語，顯無法認定聲請人確有持槍之行為，就聲請人本案被訴之犯行，顯無法達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懷疑存在，無從據為聲請人確有本案持槍犯行之有罪認定。況聲請人就本案被指派之任務僅為「錄影」，且當時已有2人各別持槍達到威嚇之效果，自無需再由聲請人持槍壓迫以達成目的。原判決卻認定聲請人確有本案犯行，所為認定顯然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綜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經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即為已足。故倘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與原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無何關聯，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或對判決確定前已存在且已審酌之證據、事實，自為不同之評價，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證據之調查係屬法院之職權，法院係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倘其證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即難認其所為之論斷係屬違法。況採納其中一部分，原即含有摒棄與其相異部分之意，此乃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一一說明，亦無漏未斟酌可言，此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及評價證據證明力等職權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81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再審與非常上訴制度雖均係針對確定裁判之特別救濟途徑，但再審係在救濟原確定裁判認定事實錯誤而設，非常上訴制度則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法律上之錯誤。是如對於原確定判決係以違背法令之理由聲明不服，應依非常上訴程序為之，非循再審程序所能救濟，二者迥不相同（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77號、106年度台抗字第6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憑聲請人之供述、證人蔡坤洲、證人即告訴人張銘澤、俞巧媛（下稱「告訴人2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綽號「○○」之男子（姓名年籍詳卷）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本件卷附原審勘驗通訊軟體LINE影片檔之筆錄等證據資料，經相互參酌，說明證人蔡坤洲證稱聲請人一開始進來時確定有拿槍，嗣後錄影時有無拿槍則不確定。而同案被告莊仁傑、王誌漢均晚於聲請人到場，所述均不足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又同案被告潘昌宏之證述與證人蔡坤洲、「○○」及告訴人2人所述全然不符，應係迴護聲請人，難以採信等情，據以認定聲請人確有原判決「事實」欄「三」所示違反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等犯行，已詳述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於其「理由」欄內指駁聲請人及其辯護人所辯聲請人僅有錄影行為，並未持槍，嗣後發生之事情則因聲請人已先行離開現場而未參與；證人俞巧媛、蔡坤洲均無法清楚證述聲請人確有持槍之行為，另證人潘昌宏、王誌漢、莊仁傑證稱聲請人當時並未持槍，依罪疑唯輕原則，應為有利聲請人之認定等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之理由（見本院卷第30至32頁所附原判決第12至14頁「理由」欄「貳、實體部分」之「一、㈣」所載）。所為論述俱與卷證相符，業經本院調取該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其論斷，均為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當行使，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無違背。

㈡聲請人固提出證人蔡坤洲、告訴人2人、同案被告潘昌宏、王誌漢、莊仁傑及「○○」之前揭證述，作為新事實或新證據，辯稱依上開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詞，皆無直接證據可證明聲請人於本案現場確有持槍行為，檢察官論告所指與前揭證人之證述不符，原判決未詳盡調查證人之證詞，僅擷取其中部分證述內容而逕為認定；本案證人於原審審理時皆證稱「好像」、「不確定」或「不記得」等語，此為各該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不得作為證據，自不得據為聲請人確有本案持槍行為之有罪認定等語。惟前揭證人之相關證述均係原判決確定前即已存在卷內之證據資料，且原判決既已援引證人蔡坤洲、告訴人2人及「○○」之相關證述，並說明同案被告潘昌宏、王誌漢、莊仁傑之證述如何不足採信之理由，業如上述。足認該等證據業經法院調查、審酌，且經綜合卷內事證判斷結果，仍為不利聲請人之認定。聲請人所提前揭各證人之證述，既經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經取捨證據後認定事實，已就卷附證據資料而為評價判斷後，將不利於聲請人之證據採為本案論罪之依憑，其餘與前開論罪證據不相容之供述，縱屬對聲請人有利，仍因無證據價值而不採，此係有意不採，並非漏未審酌，自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指新事實或新證據。

㈢至於聲請人所稱證人張銘澤、俞巧媛之警詢筆錄均係由警員複製貼上，製作過程有瑕疵，其等嗣後經具結之證言均不成立，亦不具顯有可信之情況，均無證據能力，或其另指原判決有前揭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無罪推定原則及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等情。依前揭說明，均屬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得否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範疇，核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事由；聲請人以此為由而聲請再審，自非適法。

㈣其餘聲請意旨，無非係就原判決取捨證據、評價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任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爭執其內容。核均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新事實」、「新證據」之再審要件不符。

㈤綜上所述，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