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訴字第2682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上訴字第2682號

上訴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靳開聖檢察官

被告

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搶奪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5號，中華民國96年 5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25119號、第251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5年 3月22日23時36分許，騎乘機車，行經臺北縣新莊市○○路42巷口，見陳雅琪獨自行走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快速飆車自後搶奪方式，搶奪陳雅琪所有之皮包1只（內有現金新台幣400元、金融卡 2張、手機1支），得手後迅速逃逸，嗣於同年4月初，將所搶得手機（手機序號為 000000000000000）交由不知情之李聰榮，轉向不知情之楊福義借款，經警依前開手機序號循線查悉上情，因認甲○○涉有刑法第325條第1項搶奪之罪嫌。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搶奪罪嫌，係以被害人陳雅琪、證人楊福義、李聰榮分別於警詢、偵查之證述、贓物認領保管單，為其論據。被告堅決否認有搶奪犯行，辯稱：本案係李聰榮自己所犯，卻將責任推給被告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4913號判例參看）。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必須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始得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倘若犯罪事實之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法則，仍不能為被告有罪之判斷（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看）。

四、 經查：

㈠被告涉嫌於94年9月23日、94年10月23日、94年11月3日、95年2月19日，搶奪財物，經檢方分5個案件處理，被告對其他犯行均坦承不諱，獨獨對本案始終否認，因本案涉及之金額不大，又非轟動矚目之案件，對被告量刑之結果，影響不鉅，被告卻否認其情，其卸責之可能性極微。

㈡被害人陳雅琪於警詢、偵查中均指稱：搶匪歹徒為男性，我沒看到對方面貌，不知道年齡，歹徒戴全罩式安全帽，臉部全部都遮住，我沒有辦法指認歹徒等語（見95年度偵字第19142 號偵查卷第13至14頁、第57頁）。是依被害人陳雅琪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述，無法確認被告即係行搶之人。

㈢證人楊福義於警詢證稱：我申請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95年4月間，借予李聰榮插入序號為00000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使用，我不知該行動電話來源，亦未曾使用該行動電話云云（同上偵查卷第16至17頁）；於偵查中改口證稱：上開行動電話是李聰榮借我使用，因我當時行動電話摔壞，所以李聰榮就將該多出來的行動電話借我使用，他並未告知我來源云云（同上偵查卷第61頁）。其前後陳述不一，所言可信度實堪懷疑，且其僅指證被害人陳雅琪上開行動電話，係李聰榮使用持有，並未證稱該行動電話係被告所提供。是依證人楊福義本件警詢、偵查中之證述，亦不足證明被害人陳雅琪之行動電話，係被告搶奪而來。

㈣被害人陳雅琪之行動電話，係於證人李聰榮處起獲，其本身涉案程度匪淺，不免有卸責諉罪之虞。而證人李聰榮於警詢證稱：我所使用陳雅琪之行動電話，係被告於95年 4月初，到我住處兜售，我以3000元向被告購買（同上偵查卷第20頁）；於偵查中則稱：上開行動電話係被告於95年過年前約 2月或 3月拿給我的，因被告缺錢，就拿該行動電話要我幫忙是否能換現金，我就拿給楊福義向他借3000元云云（同上偵查卷第61頁至62頁），證人李聰榮前後證詞亦不一致。倘被告將前述手機，經證人李聰榮之媒介，以3000元之代價，質押或出售予楊福義，依照常理，該手機應由楊福義持有使用，然警方卻在李聰榮處查獲，楊福義復證稱手機一度向李聰榮借用，彼此所述矛盾，並有違經驗法則。李聰榮之證詞，顯然不實，自不足取。

㈤至於贓物認領保管單，僅僅證明被害人陳雅琪已領回其遭搶之手機等物，仍無從證明被告為下手行搶之人。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搶奪陳雅琪之財物，本院又查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本件犯行，因此，被告犯罪不能證明，原審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認事用法允當。靳開聖檢察官上訴，指摘於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睦坪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