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二○號

上訴人

李鴻賓

自訴代理人

黃秀蘭律師

被告

鄭伯壎

被告

鄭軒州

共同選任辯護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十一月五日第二審判決（一０一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七八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一００年度自字第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自訴人李鴻賓自訴意旨略稱：上訴人為河達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河達公司）之代表人，河達集團於民國86年4 月間出資並委託當時任職河達公司之財務主管鄭郁芬（係被告鄭伯壎胞妹），於新加坡設立TOP TREASUREPRIVATE LIMITED COMPANY（下稱TOP TREASURE 公司），詎被告鄭伯壎、鄭軒州（下稱被告2人）與鄭郁芬，於89年9月間，共同偽造出席TOP TREASURE公司股東會會議委託書（即自證6 號），編造上訴人委託鄭軒州代理出席股東會之情節，且串通新加坡K.H.Ling Management Services顧問公司在台灣作成董事決議文、特別同意書、簽到單等文件（自證 7號），寄至新加坡予該顧問公司，由該顧問公司向新加坡政府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河達公司股份因而遭稀釋而減少持股比例至19％等情。因認被告2 人共同涉犯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惟經審理結果，認上訴人自訴被告2 人偽造私文書之同一事實，前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99年度調偵字第542 號（下稱另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不得再行自訴，上訴人違反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自訴，因而維持第一審依同法第三百三十四條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一）、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法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固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然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前後兩案被告同一，其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如前後兩案之被告雖屬同一，但其被訴之犯罪事實不同，即非同一案件。且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分經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者，即與其他部分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本件原判決係以被告2 人被訴之前開事實，與另案事實有接續犯或連續犯之關係，又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一部分，既經檢察官依法開始偵查，其效力自及於全部，其他部分即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不得再行自訴等情（見原判決第5 頁）。然觀諸另案不起訴處分書，可知上訴人對被告2 人及鄭郁芬所提起之偽造文書之告訴，僅包括：偽造TOP TREASURE公司之「會議通知及決議附件（NOTICE OF RESOLUTION）」（虛偽表示TOP TREASURE公司經決議修改公司章程，將原本10萬股增資為20萬股，並授權董事在下次會議前發行股份）、偽造「股份分配報表（RETURN OF ALLOTMENT OF SHARES ）」及「增資公告（NOTICE OF INCREASE IN SHARE CAPITAL ）」（虛偽表示TOP TREASURE公司於89年9月5日公告增資10萬股）並發給被告等各5 萬股，嗣向新加坡政府辦理公司變更登記等情；似不含自訴狀所載：「同時偽造出席會議委託書……，編造李鴻賓委託被告鄭軒州代理出席股東會之情節，且串通新加坡顧問公司K.H.Ling Management Services在台灣作成董事決議文、特別同意書、簽到單等文件，俟寄至新加坡予該顧問公司……，委請該公司再向新加坡政府辦理不實的公司變更登記等」之事實（見自字卷第55頁背面不起訴處分書第14列以下、同卷第2頁自訴狀第3頁以下）。亦即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並不起訴部分，尚不含前述出席會議委託書等部分。且該委託書確有「Lee Hung Pin」（即李鴻賓）之英文簽名，其上所載之中文及英文內容，其意旨略以：「我，李鴻賓為前述公司（TOP TREASURE公司）之股東，於茲委任鄭軒州先生為我之代理人，代理出席該公司於（西元）2000年9月5日11時舉行之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等情（見自字卷第39頁FORM OF PROXY ）。倘該委託書確如上訴人所主張係偽造無訛，則上訴人即屬該偽造私文書之被害人。且此部分既未經另案之檢察官偵查，與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經偵查終結部分，自非屬同一案件。原判決持與本件案情不同之本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404號等判決意旨，認本件與上開另案係同一案件，難謂適法。（二）、原判決雖以：「自訴人（即本件上訴人）自訴被告2人涉嫌偽造『自證6』之文書，經本院（指原審）審核結果，其即為自訴人在前案偵查期間，於97年11月14日提出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所載之『授權書』〈即前述委託書〉……。自訴人在前案既以告訴人身分提出告訴，請求檢察官偵辦，基於公訴優先原則，自訴人就此部分不得再行提起自訴。」等由（見原判決第4 頁）。然卷查上訴人在該案以告訴人身分，就被告2 人及鄭郁芬提出該「授權書」，所為：「係獲得告訴人在台之授權而前至新加坡開會決議增資」之辯解，出具上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㈢狀，載稱：「惟該『授權書』上之『Lee Hung Pin』簽名是否係告訴人親自書寫，尚有疑義……，果該『授權書』上之『Lee Hung Pin』簽名係由被告等偽造，則渠等對此簽名自涉有偽造文書犯行……」等語（見自更〈一〉字卷第40頁背面），僅係持其個人假設之事實，對於該案被告之抗辯，予以反駁，難謂上訴人已就此部分提起告訴。此部分檢察官亦未認其已提出告訴而開始偵查，此觀之卷附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自字卷第55、56頁）之告訴意旨，並未就該部分有所記載即明。原判決以該部分已經檢察官開始偵查為由，認上訴人之自訴不合法，核與卷內之證據資料亦有未合。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予撤銷，並為維護審級利益，爰逕行發回第一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判。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三百九十九條但書，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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