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三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三一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李承亞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上訴字第八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三年度少連偵字第一九號、一○三年度偵字第一七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一）、關鍵證人李至軒既在檢察官偵訊中，供出伊向劉國威（按此人現在通緝中）電購毒品，劉國威指派其小弟二人至羅東火車站交貨，其中一人為少年邱○崴（按少年法庭認為事證不足，裁定不付審理），另一人係被告甲○○，李至軒並因供出其毒品來源，獲得減刑寬典處遇。雖然李至軒在警詢時，多次均未指陳被告係參與送貨的人，在第一審審理中，並謂「記不得」，但衡諸上揭各警詢，既無以具結手續，擔保真實性，且警方提供指認用的嫌犯相片，全部多達十八張，又李至軒前此和被告並不相識，較諸李至軒與邱○崴已有數面之緣情形不同，再參諸其三人各彼此間，都無仇隙，則李至軒只能指認出邱○崴，而不能指認出被告，當非「故意誣陷」，亦合情理，應可理解。詎原審捨李至軒的偵查中具結、復當庭指明在場被告係共同送貨人的口供不用，卻採納警詢無具結、非真人、難分辨、不克指認的筆錄，改判被告無罪，其證據取捨，實違經驗法則；再者，罔顧李至軒已獲上揭寬典處遇的不利被告情形，未說明何以不能憑為認定被告犯罪的理由，亦嫌判決理由不備。（二）、被告及邱○崴既然都不否認於系爭時間，一起乘坐火車前往宜蘭羅東，不久換搭計程車折返台北的事實；而依相關諸人行動電話發訊基地台位址以觀，可見在前往羅東途中，被告一行人確有持用手機和劉國威通聯；在回至台北後，被告一行人又確曾出現在劉國威住處附近的情形，均足佐證李至軒所供上情可信。反之，被告及邱○崴就其等因何目的前往羅東，一稱要去風化區尋歡，一言是欲訪友，卻都稱未如願，隨即花費新台幣二千元雇車回台北，然就如何分擔車資，亦略見齟齬，何況迥異其等家庭經濟和個人財力，在在顯示不合情理，益證所辯尋歡、訪友，無非飾卸。詎原審未綜合此等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認定被告犯罪，顯然違背論理法則。（三）、縱然邱○崴經少年法庭審理認為缺乏證據，足以證明其有共犯本件的非行，但原判決逕以該少年法庭的不付審理裁定，資為本件判定的依據（按其實並非僅憑此作為認定的基礎，而是資為佐證資料之一；詳見後述），既未詳細說明何以採用此裁定所憑的理由，即與審判獨立精神不合，亦有判決理由欠備違失等語。

三、惟查：

㈠、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的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的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的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者，亦不得遽以自己片面之觀點，遽指其為違法。至於被告的辯解，縱然並不可採，但仍應有積極之證據，以證明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不能祇因其所辯不足信，遽行加以論處。

㈡、原判決先於其理由五─（一）內，指出：公訴人所憑起訴被告涉嫌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的唯一直接證據，即是買方李至軒在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的偵訊筆錄，然而無論此前的五次警、偵筆錄，或此後的第一審審判供述，皆只有指述劉國威、邱○崴和何子臣（按此人經判刑確定），卻未曾指認被告就是共同進行毒品交易的人員，可見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原判決復於其理由五─（二）及（四）前段內，載敘：邱○崴供證雖曾在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夥同被告搭火車前去宜蘭，但到達羅東後，二人就分開，各別行事，停留約一小時，再一起換坐計程車回台北等語，核與被告此節所辯的基本社會事實相符；縱然關於同往羅東的目的，所言不一，但既各自有事，不違常情，尚難遽行憑此而為不利於被告的認定；何況邱○崴所涉販毒乙情，業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後，認為事證不足，裁定不付審理，益見警方移送事實，尚非完全正確，尤其無從認定其等「共同」販毒。原判決再於其理由五─（三）內，剖析：依李至軒所用行動電話發訊基地台位址以觀，李至軒於上揭二十六日晚上十時至二十七日凌晨零時期間，係在羅東鎮內，李至軒並謂系爭毒品交易係在該二十六日的「晚上十時」許，地點在羅東火車站等語，但是依被告持用的行動電話發訊基地台位址以觀，該二十六日晚上十時十分四十六秒，尚在新北市中和區，十一時三十四分三十九秒，才在礁溪鄉（按非羅東鎮），可見被告不可能分身和李至軒見面並進行系爭毒品交易。原判決更於其理由五─（四）末段內，補敘：雖然邱○崴與被告同稱回台北後，有去劉國威租屋處聊天等語，並有其二人的行動電話發訊基地台位址資料可參，但僅足證明此情不虛，尚不能逕行推論其等在此之前，即是奉劉國威指示，前去羅東交付毒品給李至軒，遂行毒品交易；何況李至軒供證：此次交易完成後，我發現品質不佳，旋請友人謝勝丞開車載我，從宜蘭趕至新北市中和區劉國威住處退貨，當時有「我、謝勝丞及劉國威的朋友在場」等語，而依上揭行動電話發訊基地台位址資料，和邱○崴及被告的上揭供述以觀，李至軒所言在場的「劉國威的朋友」，當指邱○崴與被告，然則李至軒卻未供稱此二人即係替劉國威送貨（毒品）的小弟，適足以反證被告否認與此毒品交易有關，尚非不可信。原判決最後於其理由五─（五）內，說明：因公訴人所舉的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自應依法為無罪之判決。

㈢、以上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得心證理由，俱有上揭各訴訟資料在案可稽，自形式上觀察，並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之論敘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主觀指摘為違誤，核非適合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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