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55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2055號

上訴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簡美慧

上訴人

即被告

陳慶豐

選任辯護人

施汎泉律師

　　　　　　張琬平律師

　　　　　　羅婉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3 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5 年度金上重更㈡字第12 號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4093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97年度偵緝字第50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陳慶豐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依修正前連續犯之規定，論處陳慶豐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連續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1 項第1 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刑，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 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科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 千萬元以上2 億元以下罰金。此規範目的，係因公司的財務報告，乃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參考依據，為使投資大眾明瞭公司之現況及未來展望，其財務報告之編製，自應具體允當、真實揭露公司之財務狀況；而有關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既有虛偽不實，即為公司相關人之重大不法行為，亦屬重大證券犯罪，應有重懲之必要。又發行人編製之財務報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 項，授權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頒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編製準則）第 3條，規定：「應依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其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明確規範發行人辦理編製財務報告，所應遵循之優先順序。其中，有關「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金管會民國94年9 月27日金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其範圍固包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布之各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然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實係民間團體，其所為有關會計財務相關問題之解釋函，係由該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針對外界函詢之特定財務會計問題，加以研議後，先以解釋函方式發布，適時解答疑問，或闡述適當之會計處理方法，爾後則視實際需要，再另行制定、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見該基金會編印財務會計問題解釋函彙編總說明）。由此可見，其解釋函之位階，不僅在各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後，更非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或基於職權而發布之行政命令，尤非屬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因此，祇有在不牴觸法令或編製準則及有關法令未規定之情形，始有其適用。復鑒於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解釋函，係處於浮動性之狀態，業見前述，其發布，未若法律、行政規則，必有依法公告、協商修改之程序，亦不似經該基金會選編制定、發布為各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嚴謹，而足以形成人民對於刑罰權之預見，從而，本乎刑罰明確性原則，殊無逕行據以為充足或擴大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 項空白構成要件事實內容之餘地。至於上揭條項所指不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內容」，係指某項資訊的表達或隱匿，對於相關投資人的投資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者而言，亦即客觀上須具備有「重大性」要件的「內容」，始為該當。反之，對於企業與關係人間「非重大交易」之事項，縱未依前揭解釋函予以揭露，祇須依編製準則第5 條第2 項規定，由主管機關通知其調整更正財務報告，或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3 項後段之規定，處以同法第178 條第1 項第2 款之行政罰鍰已足，尚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此乃本院向來之見解。關於前述內容「重大性」之判斷標準，實務上已發展出演繹自現行法規命令的「量性指標」，諸如：本件行為時編製準則第13-1條第1 款第7 目（即現行編制準則第17條第1 款第7 目）所規定「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1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 1項第1 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門檻（即更正後稅損益金額在1 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者）；或有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簡稱SEC ）所屬「幕僚成員」於西元1999年發布之「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所列舉之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之規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涉及隱藏不法交易等事為主的「質性指標」，亦即此「質性指標」並非單純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若干為斷，而係應該尚含括公司經營階層是否有「舞弊」、「不法行為」的主觀犯意，或該內容是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履約或償債能力」及「影響法律遵循」等各項「質性因子」，加以綜合研判。且為確實達致前揭之法規範目的，爰認祇要符合其中一種指標，即屬「重大」，應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註釋。因此，審理事實的法院於具體個案就行為人所為財務報告「虛偽或隱匿」的「內容」，判斷是否符合「重大性」之要件時，自應綜參立法沿革、體系及目的等，本諸確信，為法律的演繹、解釋及適用，並就行為人主觀不法要件之有無，為事實的認定，並於判決理由中，詳為說明，以為論擬的依據，否則應認判決理由欠備，足以構成撤銷的原因。原判決雖於理由欄參─四─㈡，臚列「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的判準，並在理由欄參─四─㈢─⒈內，明白揭示：本件財務報告所「隱匿」的「關係人交易」，未達「量性指標」之標準（見原判決第23頁第9 行），惟就本件財務報告是否符合「質性指標」的「重大性誤述」乙節，於其理由欄參─四─㈢─⒉內，援引金管會證券期貨局101 年3 月2 日證期（審）字第0000000000號復函所檢附之該局93年8 月17日證期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抄本內容為據，以「與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或餘額，達該企業當期各該交易總額及餘額1 成上下」，作為本件「質性指標」之判斷標準。然細繹上開函釋抄本，係在重申「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應於財務報告中加以註釋，以及援用前揭基金會92年5 月30日（92）基秘字第141 號函釋意旨內容，說明在何等情形下，各個「關係人交易」在當期財務報告附註時，必須「單獨列示」或「得加總後彙列」之旨，似未對所謂關係人之「重大交易」，有所闡釋，能否執此函釋旨作為「質性指標」之參考依據，容非無疑。原審逕予援用，並未充分說明其理由，致檢察官及陳慶豐得以執為指摘其理由不備，經核屬實。又原判決雖於事實欄，載敘「陳慶豐…為隱瞞…重大交易事項以便利資金融通運用，並避免投資大眾對普羅強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羅強生公司）經營能力之質疑…」（見原判決第3 頁倒數第4 至6 行），但未於其理由欄中說明，得此心證的理由及所憑證據，同屬理由欠備；原審復未對其他「質性因子」為實質調查、審認，祇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已占公司各當期『營業總收入』將近1 成甚至更高，會影響公司營運或獲利能力」，即作為認定「應予揭露」的門檻，似已混淆「質性指標」、「量性指標」之判準；尤有甚者，原判決既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與公司各當期『營業總收入』之占比，為所謂「質性指標」之判斷依據，然所舉普羅強生公司於91年度、93年度上半年，與WIN GLORY L.L.C.（下稱WIN 公司）、FOREWING INTERNATIONAL CO., LTD.、TOP TECHNOLOGY CO., LTD.等公司間之交易占比，卻係以「（其他）應收帳款期末餘額」與各該當期「公司營業總收入」為計算基礎（見原判決第24頁第8 至15行），前後標準，似不相同。此攸關內容「重大性」之判斷，自有再予釐清之必要。

㈡有罪判決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判斷其適用法令當否之依據，法院應將依職權認定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事實，翔實記載，並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及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細繹原判決事實欄，載敘：「陳慶豐於編製普羅強生公司91年度財務報告時，竟本虛偽記載依法應申報公告財務報告之概括犯意，隱瞞WIN 公司為關係人之事實，於上開財務報告（於「92年3 月24日」製作）之其他應收帳款明細表、應付帳款明細表上，將WIN 公司列為非關係人」之旨（見原判決第4 頁第4 至8 行）；於理由欄內，卻載為：「被告陳慶豐基於虛偽記載上開財務報告之概括犯意，先後於『91年4 月10日』、…編製不實財務報告」等旨（見原判決第25頁第17至18行），則該91年度財務報告究係在「92年3 月24日」，抑或「91年4 月10日」所編製，前後所載似非一致，允宜一併查明、更正。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陳慶豐上訴意旨所指摘，或屬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該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陳慶豐部分具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於原判決理由欄肆─三至九關於陳慶豐此部分被訴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與前揭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應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 條、第401 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