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9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49號上　訴　人　許倫凱（原名許錫山）選任辯護人　李永裕律師王怡茹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6 年3 月23日第二審判決（105 年度上訴字第2899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調偵字第17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上訴人許倫凱（原名許錫山）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於理由欄內說明上訴人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劉李麗珠（民國99年10月10日死亡，業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則係基於「直接故意」而為，則2 人的故意態樣並不相同，如何能夠成立共同正犯，原審未予釐清及說明，已屬判決理由欠備及適用法則不當。㈡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明知」為前提，亦即行為人有「直接故意」始足當之，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就犯罪事實二部分，主觀上係出於「不確定故意」，就此當無從與劉李麗珠成立正同正犯，原審不察，猶為我此部分共同正犯的認定，顯然有誤。㈢原判決既認定案內被害人「黃學鴻」之印章、印文，上訴人並未提供，而均係劉李麗珠所偽刻，則上訴人自無與劉李麗珠成立偽造印章、印文之共同正犯的餘地，詎原審猶為上訴人有「共同」偽造文書並行使的犯行認定，顯然矛盾。㈣案內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春天戀人」房地買賣契約書中，既無被害人黃學鴻的個人資料及身分證影本，可見劉李麗珠並未使用上訴人所交付的「黃學鴻」身分證影本，則劉李麗珠在上揭房地買賣契約書上偽造「黃學鴻」的印文及署押乙事，當與上訴人無關。原審未察，徒採證人即上揭公司業務行政人員曾小玲前後矛盾的證言，遽認上訴人與劉李麗珠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的犯意聯絡、行為分擔，顯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誤云云。三、惟查：按證據的取捨、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含共同正犯成立與否），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既綜合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即非法所不許。再按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又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係以無權製作之人員，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作為其構成要件之一。若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私文書，於此情形，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的私文書者，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的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的製作人，既對於該被偽冒之本人權益，暨私文書之公共信用，造成危害，即與直接冒用他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異，仍應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自不待言。㈠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欄二─㈠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被害人黃學鴻為向農會辦理貸款，曾交付身分證影本及印鑑證明給我，而我在劉李麗珠那裏工作，幫忙賣屋，因劉李麗珠「炒房」，向興富發公司購買系爭「春天戀人」多戶，需要辦理貸款過戶，拜託我幫忙找人頭、貸款，答應給我報酬，我乃未經被害人同意，逕將被害人的身分證影本，拿給劉李麗珠使用的部分自白；被害人於偵查、第一審審理中，一再堅指：我為辦貸款，將身分證影本及印鑑證明交給上訴人，但我不認識劉李麗珠，沒同意充當購屋人頭，亦未在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上簽押、用印，該印章不是我的，我是在興富發公司催告繳款，才知被冒名等語；劉李麗珠於警詢時，亦坦承不認識被害人；證人曾小玲於偵查中，證稱：系爭「春天戀人」房地2 戶，係劉李麗珠前來興富發公司簽約，有提供被害人的身分證件，給我們核對，被害人沒到場，她幫被害人簽約，後來被害人沒有完成對保手續、沒有履行契約等語之證言；顯示立契約書人甲方欄載有「黃學鴻」名義的署押、印文，（並表明由劉李麗珠代理之旨），及契約書上「劉李麗珠」之署押，與系爭「黃學鴻」名義的署押，係出於同一人之手的「春天戀人」房地買賣契約書；興富發公司催辦的存證信函等各項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載的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改判論上訴人以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累犯），宣處有期徒刑5 月，及為相關沒收及易刑標準之諭知。原判決復就上訴人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此部分犯罪，所為交付被害人的身分證影本給劉李麗珠時，有要求劉李麗珠自行與被害人聯絡、徵得同意，及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云云的辯解，如何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外，並指出：⒈劉李麗珠與被害人並不相識，為上訴人所直言，則劉李麗珠如何能夠聯絡被害人，並徵得同意擔任購屋人頭？上訴人更坦稱：「被害人不一定願意」，可見所辯，無非飾卸。⒉系爭契約上的被害人印文，顯與被害人印鑑證明上的印鑑文不同，有相關2 文書在案可供比對，足徵契約印文不實，屬他人偽製。⒊興富發公司寄發的存證信函，已載明被害人姓名、住址（按係戶籍地，房地買賣契約書上，並未記載），可見興富發公司於訂約時，必已核對買受人的身分證件，否則當無從為此項戶籍住址的記載，足認系爭「春天戀人」房地買賣簽約時，劉李麗珠確有提出被害人的身分證件，曾小玲所證非虛、可信。⒋上訴人既從事房地買賣、貸款業務，對於「借人頭」之相關事項，當知之甚詳，猶提供人頭證件予劉李麗珠使用，對後續流程所涉行為（偽刻印章、偽造印文、署押），必屬了然，（且欲藉此獲利）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至於，原判決於理由欄三─㈡─3 內，雖記載：「對於劉李麗珠未得告訴人同意，逕行冒用告訴人名義持以辦理購屋簽訂契約等情，自可預見，而發生之結果顯然並未逸出被告本意……」等語，然綜觀原判決通篇論述，既先於犯罪事實欄二，載敘：「許倫凱『明知』劉李麗珠（99年10月10日死亡，另經不起訴處分）意圖以人頭戶炒作房價，冀圖劉李麗珠所應允每借名過戶1 戶給予許倫凱10％或5 萬元酬金之不法利益，竟共同基於行使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意聯絡，未經黃學鴻同意，將前述向黃學鴻收取，佯稱辦理農會貸款之身分證影本交予劉李麗珠，推由劉李麗珠分別實行下列行為……」，再於理由欄三─㈡─2 、3 ，引用上訴人自承：「是劉李麗珠去買的，買了29戶，她拜託我找幾個人借她當人頭去購買房地並貸款，我有幫忙找好幾個人，其中1 個就是黃學鴻。」、「劉李麗珠是要我去幫忙借名買房子，告訴人部分，我也有跟劉李麗珠講，告訴人不一定願意。告訴人購買房屋的資料，也是我交給劉李麗珠的。（你有無經過告訴人同意，說劉李麗珠要借名買房子，而把告訴人的身分證影本交給劉李麗珠？）我拿身分證影本給劉李麗珠時，告訴人還不知道。我有跟劉李麗珠講，要她自己去跟告訴人談，我有跟劉李麗珠講，告訴人還沒同意。我承認告訴人的證件影本是我拿給劉李麗珠。（你幫劉李麗珠找買房屋的人頭，有何好處？）我有錢可以賺，劉李麗珠說買賣房地賺的錢會給我10％的利潤。」等語為據，並認定上訴人係從事房地買賣相關業務，對「借人頭購買房地、貸款」必涉及以人頭之名義簽立契約，知之甚詳。可知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基於「直接故意」，而參與完成犯罪之一部分行為，殆屬無疑。其理由欄部分用字雖未臻精確，而略有微疵，但不影響原判決事實結果的認定及本旨，難謂有事實與理由矛盾的情形。㈡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欄二─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後部分合於刑事訴訟法第367 條第1 項但書規定，例外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原判決此部分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有前述部分自白；被害人如前之指訴，另詳言：我接獲興富發公司催款存證信函，才知遭冒名購買「春天戀人」房地，嗣又發現遭冒名受讓劉李麗珠之女劉鳳唫名下臺北市○○區○○路0 段000 之0 號5 樓之1 （臺北市○○區○○段0 小段000 、000-0 地號、臺北市○○區○○段0 ○段0000建號，下稱基隆路房地），經詢問上訴人何以如此，上訴人才告知係劉李麗珠暫時過戶在我名下，之後有派人前來處理再過戶文件及簽名、用印等移轉登記事宜；證人即負責辦理基隆路房地96年9 月2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的承辦代書程美惠於第一審審理中，證稱：該案是劉李麗珠與上訴人委託我辦理，他們說劉李麗珠的房子賣了，由劉李麗珠提供被害人的身分證影本、便章給我辦理各等語之證言；系爭基隆路房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參諸基��路房地於 96年9 月28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所蓋用之「黃學鴻」名義的印文，與前揭「春天戀人」房地買賣契約，於同年8 月16日簽約時，所蓋用之印文，係屬同一，（且兩者時間僅相差月餘），可見此部分與上揭冒名購買「春天戀人」房地模式如出一轍，益徵上訴人知情、參與部分行為等各項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載的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共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依想像競合犯之例，改判並從一重論上訴人以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累犯），宣處有期徒刑3 月，並與前揭宣告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 月，併為相關沒收及易刑標準之諭知。原判決就上訴人矢口否認此部分犯罪，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的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並指出：上訴人既明知劉李麗珠欲利用人頭，冒名購屋、暫行過戶之事，（且無論係按「戶」計酬或朋分10% 利潤〈勢必對劉李麗珠使用人頭戶的情形，多所計較，豈會放任、不知。〉）仍提供被害人身分證件，自係以共同犯罪的意思，與劉李麗珠分工合作，自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害人自始否認提供印章予劉李麗珠，亦未授權他人代刻印章，則前揭書面上「黃學鴻」名義之印文，應係共同正犯劉李麗珠出面委請不知情之刻印業者，偽刻印章，再持以蓋用，上訴人仍應同負其罪責。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妄指違法，或未確實依據卷內證據資料，加以指摘，且猶執陳詞，為單純的事實爭議，均不能認為合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綜上，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四、上訴人另涉犯詐欺取財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業經原審以裁定駁回其第三審上訴確定，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2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洪昌宏法官吳信銘法官許錦印法官王國棟法官李釱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7 日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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