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

上訴人

林宏全

上訴人

原 審

選任辯護人

李秉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貨幣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8 年5 月30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8 年度上更一字第6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86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林宏全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雖有偽造貨幣前科紀錄，但受刑之執行後，已經洗手，此次係另於收受系爭紙幣後，方知偽造，因心有不甘，才持以行使，是應僅成立刑法第196 條第2 項之輕罪。退一步言，倘認上訴人係犯同法條第1 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偽造紙幣重罪者，當應由檢察官就上訴人於收受前，如何就已知悉係屬偽造乙情，負舉證責任。就此，原審本應為論理說明，然而竟無，復逕以上訴人前科，作為本案論斷之基礎，且將另案證物（偽幣）已經銷燬，致無法與本件之偽鈔進行鑑定比對之不利益，歸由上訴人承擔，顯然違背無罪推定原則。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實非適當，並有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

三、惟查：

㈠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此項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苟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即無不可，觀諸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第1 項規定可明，從而，如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理由者，自不容漫指為違法，而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證據，事實審法院本於合適的推理作用而為判斷，乃為法之所許。再者，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的種類，並無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本件原判決係以上訴人供承確有先後持扣案之新臺幣（下同）千元偽鈔2 張，分別向許介節（發覺係有異，拒絕收受）、賴卓圓、曾二妹（下稱許介節3 人）購物，後2 人並找零錢給上訴人之事實，核與證人許介節3 人證述之情節相符；且有相關採證照片（扣案千元紙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相片，以及上訴人當時所騎機車之車籍資料、相關行車紀錄、鈔票比對說明、鑑認確屬偽造之鑑定書等證據資料為參證，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其事實欄一、所載之行使偽造通用紙幣未遂（1 次）、既遂（2 次）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以行使偽造通用紙幣（為供行使而收集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行使偽造通用紙幣已包含詐欺性質，不另論詐欺）未遂1 罪刑；既遂2 罪刑，並為相關沒收諭知。原判決復就上訴人否認犯重罪，所為係收受後方知，仍屬輕罪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信，除依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外，並指出：

⒈上訴人在警詢中完全否認犯罪；在偵查中，僅承認向許介節、賴卓圓購物，但否認向曾二妹買梅乾菜，辯稱事先不知是偽幣，收受後不甘損失，才拿來行使；在原法院上訴審改稱：向許介節買便當時，我還不知是假鈔，後來仔細看才知道，因心有不甘，所以才拿去向後2 人分別買芥藍菜、梅乾菜；在更一審始稱：第一時間我沒有發現，是第二時間才發現各云云。可見上訴人辯解前後不一（隨著證據顯現，而為逐步承認）。

⒉上訴人行使偽造千元紙幣之各次犯罪地點（此部分再詳見後述），包含本件在內，雖遍及新竹至臺南地區，但無一是在其居住之南投縣草屯鎮；又每次皆以千元偽鈔，購買100 元上下之物品。可見上訴人之犯罪模式，都是不惜長途跋涉，避開其生活圈，購買價值百元左右商品，以換取被害人 900元上下之找零，足見全係依計畫行事，並刻意掩飾。

⒊系爭鑑定意見詳載：扣案之偽鈔尺寸較真鈔稍小，票號同為0000000000，無凸版、凹版、浮水印等辨識特徵，有水漬渲暈現象，可輕易發現其直線印刷痕跡等情，並有偽鈔扣案可供勾稽；再佐以證人許介節證稱：我收受後，立即發現是偽造等語之證詞，益見本件偽鈔之品質與真鈔有相當程度差別，加以上訴人後述之親身經驗，豈會在收受時未發現？更何況，系爭2 張偽鈔票號相同，客觀上足認上訴人可以輕易辨識，尤其上訴人前因收受後方知偽鈔，持以行使，曾遭判處罪刑，其被處之罰金刑遠高於行使所得之利益，上訴人豈會罔顧教訓？所辯祇犯輕罪，尚非重罪，無非避重就輕，卸責之詞。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足供互相補強、參佐的各項供述、非供述、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㈡被告之前科紀錄係屬品格證據之一種，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原則上雖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但於例外情形，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則在證據方法上，猶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祗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本件上訴人前於民國92年間，曾持偽造千元紙鈔購物，經檢察官以犯罪證據不足，予以處分不起訴確定；復於96年間，再因持偽造仟元紙幣購物，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以96年度六簡字第152 號，論處上訴人以刑法第196 條第2 項之收受後方知偽造通用紙幣而行使罪刑確定；同年間，上訴人與其子林昆毅共同偽造數千張仟元紙幣後，持以行使至少1640次，經原法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2895號判處有期徒刑8 年確定，為上訴人所不否認，並有上揭前案紀錄資料在卷可徵，可見其有接觸偽鈔之多次經驗，足認其對於本件2 張千元鈔係偽造乙節，有相當程度了解與認識。本件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亦將上訴人上揭於92年間、96年間，所犯關於刑法第196 條第2 項、第1 項之犯罪事實，詳加記載；此外，還敘及上訴人在假釋後未久之105 年5 月間，又涉嫌持偽造仟元紙鈔，在桃園市中壢區購物被查獲，祇因該紙鈔未經扣案，無法鑑定真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才以105 年度偵字第23766 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另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中，以上訴人之前述經歷，推認上訴人係製造行使、偽造千元偽鈔之專家；復以上訴人於前述案件中所為陳述，輔以本件偽鈔，較之上訴人偽造紙鈔之前案而言，更為粗糙，攤商許介節輕易就發現上訴人所交付者係偽鈔，以及上訴人之金錢來源固定等相關直接、間接事證，認為上訴人於收受之時，立即明知為偽鈔無誤。可見，檢察官在起訴時，已提出上訴人之前科資料，作為上訴人具有犯罪動機、機會與知識之依據，其已盡相當之舉證責任，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檢察官未盡舉證之情事。況且，原審之更一審於審判期日，亦將上訴人各該前案之資料（含不起訴處分書、判決書、前案資料等）提示予檢察官、上訴人及辯護人辯論，依法踐行調查；原判決乃以上訴人之前科犯罪具有如上之特徵，並與本件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性，可憑為合理推斷本件犯罪之依據，核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難謂有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

㈢刑事訴訟法第379 條第10款所謂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及可能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該項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並有調查之可能性，始足以當之。若在客觀上不能調查，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即欠缺調查之必要性，無所謂未盡證據調查職責之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依卷內各項直接、間接、供述及非供述證據，認為上訴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偽造紙幣，並加以行使之犯行，已臻明確。至於辯護人聲請將系爭偽鈔，與上訴人前案所偽造紙鈔，予以比對鑑定乙節，原判決以無論兩案之偽鈔，是否有雷同之處，以上訴人有多次之行使偽造紙幣經驗，本較一般人具辨識、察覺真偽之能力，不論兩案偽造之製作方式、外觀……一致與否，均無影響本件上訴人犯行之認定，因此無鑑定必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經明白論敘之事項於不顧，所指各節，或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或係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加以爭執，或仍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漫事爭論，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照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