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75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3175號

上訴人

張嘉瑋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2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0 年度上訴字第376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 年度偵字第2539、37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張嘉瑋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洗錢及加重詐欺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3 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如何為不可採信之理由，予以論述及指駁。

三、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也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故多數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所為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實現犯罪目的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接收人頭帳戶金融卡供為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尤其是分擔接收人頭帳戶之「收簿手」及配合提領贓款之「車手」，當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雖已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但上開款項在詐欺集團成員實際提領前，該帳戶隨時有被查覺而遭凍結之可能，是配合接收人頭帳戶提款卡，持以提領贓款，更是詐欺集團實現犯罪目的之關鍵行為，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猶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不利己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吳蘇錦桂、張文賢、王水松之證詞，卷附銀行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與內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及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為判斷認定上訴人加入本件詐欺集團，負責領取人頭帳戶提款卡，分別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提領告訴人等匯入人頭帳戶之詐欺贓款，再將人頭帳戶提款卡及領得款項交予詐欺集團成員暱稱「阿龍」者或李奕晅，而由該2 人輾轉將詐得款項繳回詐欺集團之上手等犯罪事實，依序記明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復對於上訴人知悉其參與詐欺集團並擔任車手及轉交款項之角色，本案詐欺集團另有「阿龍」、李奕晅及其等轉繳領款金額之上手成員，足認上訴人所參與之本件各犯行，均係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理由，亦已論述綦詳。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仍爭辯其不知是參與詐欺集團，亦無由知悉所提領款項是詐欺所得贓款，且已將所知情事如實供述，卻由其獨自承擔所有責任等語，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四、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前開各罪情節，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自不得任意指摘或擷取其中之片段執為第三審之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就此部分科刑之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 菁 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