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3號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台抗字第23號

抗告人

郭中雄

代理人

陳家誼律師

　　　　　　李明洳律師

　　　　　　林建宏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加重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 年11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之更審裁定（110年度聲再更一字第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抗告人郭中雄前經原審法院以75年度上重一訴字第 355號刑事判決，就關於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3、附表二編號1 所示犯行部分，維持第一審法院（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同）論處其連續犯行為時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 款毀越安全設備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下稱加重竊盜）罪刑（處有期徒刑3 年）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抗告人在第二審之上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76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刑事判決，以其上訴無理由而予駁回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3次加重竊盜罪（下稱本件3次加重竊盜犯行）部分，聲請再審（附表二編號1 部分，未在聲請範圍），其聲請意旨略稱：原確定判決關於抗告人及同案被告蘇炳坤被訴如附表二編號2 之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罪部分，業經開啟再審程序，先後經原審法院107年度再字第3號、108年度再字第3號判決，維持第一審法院諭知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確定（下稱另案再審判決）。而另案再審判決已認定抗告人於警詢時係遭承辦員警刑求，方自白與蘇炳坤共犯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之犯行，其供詞欠缺任意性等情，而抗告人除此部分之自白外，亦自白有本件3 次加重竊盜犯行，自係遭承辦員警刑求逼供所致，所供述之犯罪事實多有出入，因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原裁定略以：原確定判決採證，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何違背，其認事用法妥適，並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而另案再審判決僅就抗告人及蘇炳坤被訴如附表二編號2 所示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犯行部分而為認定，並未論及本件 3次加重竊盜犯行，且抗告人關於本件3 次加重竊盜犯行之自白，就其警詢之詢問人、曾否於偵查中主張刑求抗辯並否認犯行、經起訴後曾否於法院審理中自白等各節，與其自白被訴如附表二編號2 所示犯行之情狀迥異，無從比附而為同等之評價，兼酌抗告人於假釋後經檢察官調查有無再審原因時，亦自陳未與蘇炳坤共犯如附表二編號2 之犯行，其餘所承認竊盜案3、4件是實在的等語，則抗告人徒憑另案再審判決，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本件3 次加重竊盜犯行所認定之事實，尚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所定事由未符。另被告之自白並非證言，縱事後發現虛偽不實，亦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 款所定「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之再審要件。而原審法院107年度再字第3號判決僅在說明蘇炳坤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案件之證據取捨上，何以不採證人張瑞雄、何明萬即承辦員警之證述，並認抗告人就附表二編號2 部分犯行之自白欠缺任意性，對蘇炳坤而言不能作為證據，然就張瑞雄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並無憑據論斷其證述確屬不實，顯未臻於同法第420條第1項第2 款之要件，因而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聲請等旨，固非無見。

三、惟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 款規定，即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非如同條項第6 款所定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再審理由時，尚須以綜合判斷相關新舊證據足認可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即確實性）為要件，此乃因原判決所使用之「證言」，既存在虛偽，其判決基礎不存，真實性即滋疑義，自應重新檢視全部證據，賦予受判決人開始再審之救濟機會。再自法條體系觀察，對照同條項第1 款規定「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的再審理由，可知該第2 款謂原判決所憑之「證言」者，是著重於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基礎之人的語言（含書面陳述）而論，於被告以外之第3 人，即證人的陳述，固屬當然，於被告之自白，因同係人的陳述，且為同法第156條第1項所指之法定證據方法，於自白出於任意性，且與事實相符，即得作為證據，其證據性質與證人的陳述無異，均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未逸脫於「證言」之可能文意，倘原判決所憑之「被告自白」已經證明其為虛偽，論理解釋上，仍應認屬該第420條第1項第2 款所指「證言」的範疇，始得合於再審制度之目的係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趣旨，及放寬再審條件限制之修法趨勢，與時俱進維持法規範之圓滿。惟同法第420條第2項亦定明：上述情形之證明，係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為限（例如經緩起訴處分、逃匿通緝久未歸案、因死亡而判決公訴不受理或追訴權時效完成而判決免訴等），而就該「證明」之形式嚴其要件，用以兼顧法之安定（司法公信）。雖此所稱經「判決」確定證明其為虛偽之證言（含自白），固非單指證言已被論以偽證罪之判決，惟仍必須是憑相當之積極證據資以證明其為虛偽之刑事判決，始為相符。因此其他刑事判決若只是基於舉證責任之負擔，或因經驗、論理法則之支配，而就對立證據進行取捨判斷，仍為個案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獨立行使，不相拘束，尚不得祇憑該刑事判決就取捨證據之相異評價、不同心證即作為上述規定所指之「證明」，而持為再審理由，應予指明。

四、核之卷內資料，抗告人係因如附表二編號1 所示加重竊盜未遂現行犯，於民國75年6 月18日20時40分許遭被害人李文崇發覺報警查獲，即於翌日（19日）上午6時30分第1次警詢時，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犯行（見警影卷第1至4頁）；再於同日14時第2次警詢時，進而坦承本件3次加重竊盜犯行（見警影卷第5頁）。而本件3次加重竊盜犯行的被害人蔡瑞禎、王順（王素涵之父）、陳顯榮則經警方通知各於同日13時、14時10分、13時製作警詢筆錄，陳述被害事實（見警影卷第13至15頁），則警方究係如何能於抗告人為警查獲後，短時間內通知上述被害人3 人製作警詢筆錄？各該被害人原有無追究犯罪之意？抗告人此部分之自白與該被害人等之被害陳述，其先後關係究為如何？警方獲知犯罪事實之時間是否與製作筆錄之時間相符？等各節，實攸關抗告人此部分自白真實性之判斷，尚有進一步研酌、釐清之必要；而另案再審判決既已論敘抗告人於警詢時曾遭刑求，且其關於附表二編號2 所示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之自白，亦與事實不符之旨，則原裁定遽稱「被告之自白」並非「證言」，縱事後發現虛偽不實，亦不符同法第420條第1項第2 款所定之再審要件云云，並未調查、說明抗告人所持之另案再審判決，有無依憑相當之積極證據資以證明其本件3 次加重竊盜犯行之自白均為虛偽？依上述說明，仍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可議，抗告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因上述疑點仍有待事實審法院調查審斷，爰將原裁定撤銷，由原審法院詳予調查後，更為適法之裁定。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吳 信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