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胡謙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433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2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有胡謙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洗錢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其犯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4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認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係「雙極疾患，目前為躁期發作，重度伴有精神病性特徵」之患者，該症狀於一般臨床經驗，在社會事務以及金錢處理能力上，欠缺足夠的智識或能力做出有效判斷，則本件上訴人是否有符合刑法第19條之情形，須仰賴醫學鑑定始能知悉、釐清。原判決僅憑上訴人「對答如流」而認為無調查之必要，顯然欠缺專業之醫學報告，即遽認上訴人有足夠之辨別能力得以判別是非，自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

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此項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苟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且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理由者，亦不容漫指為違法，而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部分供述，佐以證人即附表一各編號所載告訴人王正銘、陳玫如、連清美及被害人鄭美賢等人之證述，暨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綜合判斷，依調查所得，載敘：上訴人有相當之社會經歷，而非初入社會、經驗不足之人，依所述之工作內容既係依照指示提款、交款，如確實為公司之帳務助理員，何以無須經面試程序即可工作，且應瞭解工作內容，不會僅係透過LINE訊息指示即可輕易委由他人提款，甚或指示上訴人交款給素未謀面或相識之人，並在交款時尚須有人監看，又層層轉交，其既參與其中，應可知悉該等多次傳遞之款項事涉隱晦，衡情如該等款項真屬合法，暱稱「阿甘」之成年人大可自行出面收取或指定匯款即可，然仍配合對方前往提款，且提領、轉交之金錢，乃係本案詐欺集團詐欺所得款項，既未逸脫其預見之範圍，則其為獲取高額報酬，仍按指示收取款項並交付上手，以此方式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取財犯行，是其於提領帳戶款項後，予以層層傳遞，以隱匿該等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而有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故意等旨綦詳，乃認上訴人有所載加重詐欺各犯行，並對於摒棄上訴人罹患精神疾病，欠缺智識能力辨別犯罪行為，而否認犯行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上之判斷，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並未違背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亦無所指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為無益之調查，即無違法之可言。原判決依調查所得，已敘明依上訴人之供述及所提之藥袋、健康存摺，雖可認其有精神方面疾病，然與認知能力之降低較無明顯關連性，且細繹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之陳述內容，對於所詢事項均能流暢回答，就犯罪事實之陳述亦屬清楚，並無認知或智識能力有不足之情形，再參以其曾擔任電腦公司之企劃人員，亦需一定之智識始能勝任，尚難認有何智識能力不足而未能判斷所為屬犯罪行為之情形，因認無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刑規定之適用等情之理由甚詳，並無不合。乃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記明無鑑定必要之裁酌理由，未依聲請送精神鑑定，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有別。

六、上訴意旨，經核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及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