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吳淨馳

上列抗告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99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又依宣告刑計算之行刑權時效，係國家對於科刑判決確定之被告，於一定期間內未執行其刑，致使刑罰執行失其意義，行刑權即歸於消滅。是以行刑權之時效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84條第1項序文及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與同法第80條第1項序文及第2項規定追訴權因法定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其期間係自犯罪成立或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者，迥不相同。另犯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效果、犯罪之競合、共犯、未遂犯、自首暨其他法定加減例等與罪刑相關規定，係以行為作為規範對象，而行刑權時效之規範對象則為確定之科刑裁判。是行刑權時效具實體法性質，雖仍須遵守法律不利禁止溯及之基本精神，惟其與罪刑無關，因此行刑權時效之法律有無變更，應以科刑「判決確定時」作為判斷基準，而非如罪刑相關之法律變更，以「行為時」為基準。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因而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亦即須行刑權時效於刑法修正施行前已開始進行而尚未完成者，始生比較新舊法而適用最有利於受刑人規定之問題。

二、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吳淨馳（下稱抗告人）於89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更㈡字第558號判決從一重論以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2年，再經最高法院於98年7月9日以98年度台上字第387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嗣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該署98年度執字第4725號案指揮執行，而以抗告人經傳拘無著逃匿為由，經該署於98年10月14日發布通緝。抗告人上開罪刑之行刑權時效，依刑法第8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應自上揭判決確定之日即98年7月9日起算，顯無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前段所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之情形，自無依該條規定比較新舊法之問題，而應適用94年2月2日公布施行之刑法第84條第1項第3款及第85條第2項關於宣告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者，行刑權時效期間為15年，而行刑權時效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達於上開（15年）期間四分之一（即3年9月）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規定，核計抗告人上揭罪刑之行刑權時效完成日，應自98年7月9日起算並加計15年及3年9月之結果，迄今仍未完成，則檢察官為指揮執行抗告人所受宣告之前揭罪刑，以抗告人逃匿為由據以發布通緝，復無撤銷通緝之事由，故未予撤銷通緝，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抗告意旨置原裁定之說明於不顧，徒憑己見，泛謂其犯罪行為在舊法，行刑權時效，應依舊法之規定，主張本案與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無關云云，並提出本院95年第8次、第21次刑事庭決議內容、111年度台上字第3365號、111年度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主張其所犯罪刑之行刑權時效，應以其「犯罪行為時」為新舊法比較之判斷時點。惟本院上開決議內容及111年度台上字第3365號判決意旨，均針對犯罪行為構成要件、累犯、犯罪競合、法定加減例等與罪刑有關事項之新舊法比較，而111年度台上字第3579號判決意旨以罪名之輕重影響追訴權時效之長短，認為原起訴罪名之法條與變更罪名後之法條，二者追訴權時效長短不同，若輕罪之追訴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者，其追訴權時效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即輕罪之法律。至於111年度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則係對被告於95年7月1日刑法第49條規定修正施行前，因犯罪受軍法裁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並執行完畢（下稱「軍法前案」）後，5年內刑法第49條規定修正刪除「依軍法」受裁判者不適用累犯規定後，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即「後案」），為保障被告就「軍法前案」已取得不適用累犯規定之既存法律效果，該「後案」所犯之罪，並無累犯規定之適用。上開決議內容及判決意旨均與行刑權無關，無從比附援引。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