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高碧霞

被告

藍子荃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5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判決以被告藍子荃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取財）罪刑（尚想像競合犯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並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後，因被告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第一審未及審酌被告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及沒收，改判量處有期徒刑1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以刑事責任之減輕為誘因，鼓勵被告自白認罪，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並自動繳交其個人實際犯罪所得，填補損害，使犯罪事實得以釐清，以儘速終結訴訟程序。是以被告必須係承認詐欺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始合於自白認罪之要件。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應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構成要件事實，再視被告未交代部分是否影響犯罪之成立，有無歪曲事實、避重就輕，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等情形，判斷其是否具有承認犯罪之真意，尚不能僅憑被告單純描述其客觀行為之供述，即認已經自白認罪，而依本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原判決撤銷第一審所科之刑，係以被告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67、31361號案件（下稱另案）檢察官訊問時曾表示承認詐欺、洗錢罪，後於本案警詢時雖未表示認罪或承認，然對本案犯罪事實主要部分（即被告提供帳戶並提領贓款）仍為肯定之表示，而認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中已有自白，嗣於法院歷次審判中亦坦承犯行，且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8,000元，即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第2至5頁）。惟稽之卷內資料，被告於警詢供稱：「（問：承上，你為何要提領該款項？）當時是因為上網找工作，相信對方，幫對方領錢」、「（問：據你上述所稱，是因為上網找工作，聽從對方指示，幫對方提領匯入帳戶的金錢，並將錢交給對方，卻沒有獲利，你為何還要繼續幫對方提領？）當時是想說對方後面會不會介紹工作給我，所以才一直幫對方，結果後來也都沒有」、「（問：你有無當時找工作之相關對話截圖可以提供？）都沒有」等語（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事偵查卷宗第7頁）。倘屬無誤，被告於警詢時似稱其僅因找工作而聽從對方指示為之，未見有何認罪之相關表示，是否得認其已就本案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加重詐欺取財犯意）為肯定之供述，而屬自白，似非無疑。況依卷附第一審判決及另案起訴書之記載，本案被害人為張懿嫺，與另案被害人黃聖鐘既非同一人，兩者之犯罪事實亦相迥，似非同一案件，則被告另案偵查所為之自白，能否執以推認其於本案偵查中已為坦承之供述，合於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及立法意旨，進而獲得減刑之寬典？尚有研求之餘地。此攸關被告是否合於本條例第47條前段減免其刑之規定，原判決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似與卷內證據尚有未合，而有理由矛盾、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係法院剝奪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將之收歸國有之裁判。目的係著重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基於被害人發還優先原則，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卷查，被告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罪，雖於原審已自動繳交全部所得8,000元，有原審法院113年贓物字第36號收據在卷可憑，原判決固無庸再諭知追徵，惟仍應諭知沒收，俾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據以指揮執行。否則在判決確定後，將因確定判決未就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諭知沒收，檢察官指揮執行沒收缺乏依據，徒生處理上無謂之爭議，亦不符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原判決以被告已自動繳交上開犯罪所得，而未就該扣案之犯罪所得為沒收之諭知，亦有未合。

三、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及此，為有理由。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減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