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六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六四號

上訴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方文獻律師

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二一九八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二八五二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係高雄縣鳳山市鎮○里○○路三九號昱錡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昱錡公司）之負責人。於昱錡公司設立登記時，取得曹增仁、劉金進之印章各乙枚。嗣因該公司經營不善，向曹增仁借款新台幣一百二十八萬七千元，亟思辦理工商貸款清償該筆借款。然由於上訴人有支票退票記錄，恐無法獲准貸款，乃明知未取得曹增仁、劉金進之同意，竟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間，利用不知情之會計曾士醇，在股東同意書上偽造曹增仁、劉金進之署押，及盜蓋曾士醇保管之曹增仁、劉金進印章於股東同意書後，持向主管機關台灣省政府建設廳，聲請變更該公司之負責人為曹增仁。使上揭主管機關承辦公務員於同年六月十三日，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登記事項卡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依牽連犯及想像競合犯關係，改判仍論處上訴人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審理事實之法院，本乎發見實質真實之本旨，對於案內一切與罪名之成否、論罪科刑有關之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如有應行調查之證據未依法調查，率予判決，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上訴人係於八十六年五月間，在系爭股東同意書上，偽造曹增仁、劉金進之署押，及盜蓋該二人之印章，偽造曹增仁、劉金進之名義書立後，持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聲請變更昱錡公司之負責人為曹增仁之登記，並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辦訖。而由卷附之昱錡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所蓋「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已登記」日期章以觀，昱錡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為曹增仁，係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經登記完畢（見偵查卷第七頁）。然稽之前揭股東同意書所載書立日期為「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既與所認定犯罪時間之五月間不符，且其所載書立日期反在前述登記完畢日期之後（見偵查卷第五七頁）。則上訴人如何能持系爭股東同意書，辦理昱錡公司之變更登記，殊非無疑，究竟事實如何，攸關上訴人犯罪時間之認定，自須深入研求並詳敘理由。乃原審未詳予調查究明，即遽為判決，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㈡署押係指在物體上署名或簽押，用以證明一定之意思表示，或一定之事實者而言，如僅書寫姓名以資識別，而非證明一定意思表示或一定事實，且亦非表示本人簽名之意思者，則不生署押之問題。本件據證人曾士醇證稱：系爭股東同意書係上訴人囑伊書寫，該同意書上之簽名係以蓋章代替（見偵查卷第四七、四八頁）。而觀之卷附之系爭股東同意書，於股東欄所蓋「曹增仁」、「劉金進」、「甲○○」、「賴啟右」、「高玉斌」印文上，所書寫各該人姓名之字跡，與該同意書所載其他文字之筆跡似均出自同一人所寫。則以此種書寫姓名之方式，得否謂係表示各該股東本人簽名意思之署押，抑或僅為一般所謂單純人別識別之填寫，非無探求之餘地。乃原審未就此詳查審認明白，即逕就上訴人論以偽造曹增仁、劉金進之署押，並將該「署押」沒收，不免速斷。㈢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

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又公司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對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法令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本件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承辦公務員對於昱錡公司申請變更登記時，依上開公司法之規定，是否僅為形式審查而非實質之審查，不無疑問。此與能否論上訴人牽連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至有關係。乃原判決並未說明昱錡公司申請變更登記時，何以承辦公務員僅為形式審查即應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無須為實質審查之理由，即逕論上訴人等牽連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要屬理由不備。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