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一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一六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郭方桂律師

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七日第二審判

決（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四七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

偵字第五五０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袁至仁與被告甲○○係夫妻關係。緣於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九日，袁至仁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滿期受益人，並以雙方所生子女為理賠受益人，向基隆市安瀾橋郵局（下稱安瀾橋郵局）投保「五年期滿平安儲蓄保險」，保險金額新台幣（下同）九十萬元。而於八十四年三月六日應被告要求，將滿期受益人改為被告，並將保險金額降為五十萬元。嗣於八十四年十一月間因夫妻感情不睦發生爭執，被告憤而離去，竊取上開郵局壽險保單（竊盜部分業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定讞），又為遂行其質借保單之犯行，逕於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前往安瀾橋郵局以偽造之「袁至仁」印章，偽造「袁至仁」印文於郵政存簿帳戶委託轉帳代繳保費委託通知書之要保人欄，並自八十五年八月起代為繳納保費，袁至仁以為保險金額縮減，前所溢繳保險費可抵繳保險費，遂不以為意。惟被告乃利用袁至仁疏於注意之際，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八十六年九月九日及八十七年一月九日，分別前往安瀾橋郵局及台北市北投區明德郵局（下稱明德郵局），偽簽「袁至仁」署押及偽造「袁至仁」印文在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保戶借款通知書上，持向上開郵局分別質借二十五萬元、三十二萬六千元及三十五萬四千元，足以生損害於袁至仁及上開郵局。

迄八十七年一月間袁至仁接獲明德郵局之滿期通知，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經審理結果，不能證明被告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其無罪。固非無見。惟查：㈠民法第一千零三條之夫妻日常家務代理權與一般意定代理權不同。所謂日常家務乃指一般家庭通常所處理之事務而言，夫妻之一方逾越通常家務之事項，仍屬無權代理之範疇，即無適用民法第一千零三條規定之餘地。且夫妻人格各自獨立，其對外之權利義務關係，各自享有負擔，不可與日常家務代理權混為一談。袁至仁向安瀾橋郵局投保「五年期滿平安儲蓄保險」，其要保人為袁至仁，保險人為安瀾橋郵局；雖袁至仁嗣後將滿期受益人變更為被告。然該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仍存在於袁至仁與安瀾橋郵局之間，被告以竊取袁至仁之郵局壽險保單，偽造袁至仁之印章、印文，偽造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保戶借款通知書，向安瀾橋郵局及明德郵局質借二十五萬元、三十二萬六千元及三十五萬四千元，已逾越通常家務代理之事項。原判決前曰：以兩造之知識程度及家庭收入狀況而言，應在日常生活代理所許可之範圍內；後謂：被告已受袁至仁之概括授權。非惟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抑且有前後理由矛盾之違法。㈡證據之證明力，雖得由法院自由判斷，然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須不違背一般經驗法則。所謂經驗法則係指基於普通日常生活之經驗而得之定則，並非個人主觀之推測。考諸被告與袁至仁自八十四年十一月間起即因感情交惡，離家分居，且自八十五年三月起對簿公堂，訟案不斷，嗣後並提起離婚訴訟等情以觀，袁至仁似不可能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八十六年九月九日及八十七年一月九日，先後授權被告前往安瀾橋郵局及明德郵局，分別質借二十五萬元、三十二萬六千元及三十五萬四千元。原判決認被告已獲得袁至仁之概括授權，有權製作袁至仁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保戶借款通知書。其對證據證明力之判斷，是否合乎一般經驗法則，尤堪質疑。以上為上訴意旨所指摘及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