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五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一七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五七一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甲○○經營鳴馨紙器有限公司，平日因生意往來缺錢週轉時，常以自己為發票人之支票向友人乙○○調現借錢支應，期間長達十餘年，直至民國八十九年間，乙○○因被告財務狀況已顯不佳，拒絕再接受被告為發票人之支票借款，並要求被告須使用客票方同意借款予其周轉。詎被告於九十年四月後因需錢孔急，為能順利以客票向乙○○調借現金，竟先於同年四至六月間某日，利用不知情之印章店店員刻製「高清林」、「葉蔡配」、「徐國應」等名義之印章各一枚，於每次欲向乙○○調借現款時，即於台中縣太平市○○路一九○巷二號之工廠處，以自行取用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支票予以填寫發票金額、發票日期後，再任選前開印章蓋用於發票人欄而完成發票行為之方式，連續偽造如附表一所示之支票五張；復於九十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在台中市向不詳姓名之成年男子，以每張新台幣（下同）五千元之代價，購買如附表二所示五張已填妥金額、發票日期及發票人姓名並已蓋章之來歷不明之支票。被告先後取得前開支票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於九十年四至六月間連續持附表一所示之支票、同年十至十二月間連續持附表二所示之支票，至乙○○處訛稱該支票係生意往來之客票，而向乙○○調借現金，致乙○○陷於錯誤而貸借現款予被告，以此方式向乙○○詐取如附表一共計一百零五萬五千一百五十元、如附表二共計五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五元。嗣乙○○將附表一所示支票持向銀行提示，因存款不足、印鑑不符而遭退票，始悉上情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之判決，改判依牽連犯從一重論處被告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緩刑五年），固非無見。

惟查：量刑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然仍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並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及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

而刑法第五十九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原判決雖以被告於警詢時陳稱：伊與告訴人乙○○認識十餘年，期間以伊本人支票向乙○○借款，八十九年間因財務出現問題，乙○○要求只收客票，伊亦依其要求，嗣於九十年四月間，因為客票不夠且急需用錢，才為本件犯行，適逢伊陸續被人倒債一千多萬元，無法換回上開支票，乙○○同意伊一個月清償二萬元等語；核與乙○○於警詢時指稱：其與被告係多年朋友，時有金錢往來，因收取支票金額已超過被告提供抵押物設定金額，乃於九十年七月，為協助被告生意周轉，只答應收被告客票，不再收其本人簽發之支票，被告嗣持六張「客票」調借現金，屆票載發票日，被告卻以對方倒閉，領不到錢為由，要求其勿提示交換，他會出面解決，但等了一年均未解決，其提示後始知被告以偽造客票欺騙等語相符；而謂「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金錢往來之經過、期間、被告為本件犯行之原因等情，被告犯罪出於上開特殊原因，所犯法重情輕，尚非不可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惟犯罪之動機係犯罪意念發動之情形，與犯罪情狀可資憫恕者，迥然不同，原判決謂被告係「因為客票不夠且急需用錢，才為本件犯行」，但「客票不夠且急需用錢」乃是犯罪之動機，只屬刑法第五十七條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事項，尚非可作為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且乙○○既於被告財務惡化之後，仍基於多年朋友之誼，貸以金錢協助其生意周轉，詎被告竟偽刻他人印章並連續偽造附表一之支票及購買無從兌現、俗稱「芭樂票」之附表二支票後，均持交乙○○作為借款之擔保，嗣屆票載發票日後，復藉詞阻止乙○○提示，及經退票而不獲付款後，亦不予置理，則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是否猶足引起一般之同情而得據為減輕其刑之理由？尚非無詳加審酌之餘地。又被告雖稱其係被人倒債一千多萬元，始未能向乙○○換回附表一、二所示之支票云云，然此部分實情為何？未據原審明白論斷，即遽予採納，並作為被告犯罪情狀足堪憫恕之論據，理由自嫌未備。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原判決認被告牽連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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