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七四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七四六號

上訴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二一九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度偵緝字第一四一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甲○○無罪之判決，改判認上訴人係犯竊盜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依修正前刑法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並為相關從刑之宣告。係依憑被害人熊文英之陳述（指證：伊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下旬某日，在台北縣新店市○○路六十一巷二十九號地下室停車場之車內，失竊空白支票四張及印章，其中票號ＲＲ0000000、ＲＲ0000000號之空白支票二張，經人偽造，偽造之內容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等情）、上訴人之部分供詞（坦承：上開ＲＲ0000000號、面額新台幣《下同》五萬八千元之支票，係伊持向伊之母親王燕玉調現，再由伊妹費馨儀提示等事實無訛）、證人王燕玉及費馨儀（證述：上訴人為調現而交付上開五萬八千元之支票，嗣經提示之經過）、顏美華（證稱：上開ＲＲ0000000號、面額三萬五千元之支票係伊交付房東鄭鈞憶，用以支付房租等語）、鄭鈞憶（證陳：前揭三萬五千元之支票係顏美華為支付房租而交付，嗣經提示不獲支付；顏美華交付該支票時，上訴人亦在現場；上訴人與顏美華在租屋處同居等詞）等人之證言，並參酌各該支票掛失止付通知書等證據資料，而為論斷，已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以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上開五萬八千元之支票係與伊同住台北縣新店市○○路之鄰居友人「梁建明」向伊調借現款時所交付，伊轉而向母親王燕玉調現，並不知道該支票係偽造；至於另一紙三萬五千元之支票，非伊交給顏美華，與伊無涉云云，及證人顏美華另證謂：上開三萬五千元之支票，係伊在台北縣新莊市○○路「高校生茶藝館」

上班時，由會計所發給之檯費等語。則以：上訴人未能供出所謂「梁建明」者之確實人別資料；證人顏美華亦無法提出所謂「高校生茶藝館」之地址及負責人姓名，以供查證。且上訴人與失竊現場有地緣關係（上訴人原住於台北縣新店市○○路六十一巷二十九號，即失竊地點之一樓），而失竊支票中經偽造之二張，其中一張由上訴人交付其母，一張則由與其關係密切之顏美華使用，雖竊盜及偽造支票之犯行無人目睹，惟經綜合判斷，足認係上訴人所為，應無疑義等由，因認上訴人所辯為卸責之詞；證人顏美華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陳述，意在迴護，俱非可取。又以上訴人之第一審指定辯護人請求鑑定上開支票筆跡，惟業據執票人費馨儀及鄭鈞憶於第一審陳明支票已不存在，自無從檢送原本以供鑑定，且填寫支票非不得委由他人為之，因認無鑑定筆跡之必要。均已依憑卷證資料，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上訴意旨略稱：上訴人並未行竊被害人之支票加以偽造，原審未實施筆跡鑑定及對上訴人進行測謊，僅以推測之詞遽行論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而言。測謊鑑定之結果，並未具有全然之準確性，又偽造有價證券罪亦不以筆跡鑑定為必要之證明方法。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本件犯行，業已依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核與採證法則尚無違背，縱未實施筆跡鑑定及進行測謊，仍不能謂有前開第十款之違法情事，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餘上訴意旨則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未依卷內訴訟資料，僅憑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漫事爭執，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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