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八八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八八號

上訴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重傷害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二０八一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度調偵字第三六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甲○○重傷害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論處上訴人使人受重傷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其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上訴意旨略以：（一）被害人乙○○於偵查中陳稱其被刺時，並無其他二不詳姓名者在場，核與證人羅明基所述現場有四人，及被害人嗣於法院審理時所稱其係經上訴人、羅明基與其他二不詳姓名者將其送醫等語俱不相符；被害人稱當天酒後其係與上訴人及羅明基同時離開，且據羅明基告知本件刺傷被害人之水果刀係上訴人所攜帶，案發時自其機車取出等語，然羅基明卻稱係被害人與上訴人先行離開，且否認曾對被害人言及該兇刀之事，而上訴人於警詢中則稱該水果刀係隨手自路旁攤販取得，互核亦均不相一致；再者，案發當天被害人係騎乘機車前往飲酒，何須上訴人附載其返家，被害人指訴上訴人表示欲騎乘機車送其返家，因其拒絕即遭上訴人持刀刺傷等語，顯不合邏輯；據被害人配偶周美利供證被害人於醫院就醫時，並不清楚遭何人刺傷等語，然被害人嗣卻又指訴遭上訴人刺傷。綜上足徵被害人供述多所矛盾，原判決認定事實與其採用之證據及所持理由，不相適合，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二）、周美利為外籍人士，不諳國語，其證述上訴人曾自承刺傷被害人云者，是否可信，已啟人疑竇，且其為被害人配偶，不無故為不利上訴人證詞之可能，是原判決已違反證據裁判主義，而有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三）、案發當時為深夜，攤販應已收攤，上訴人竟自承其持以刺傷被害人之水果刀係取自身旁攤位，足見其係替人頂罪。原審得心證過程，違背嚴謹證據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失。（四）、原判決就上訴人上開自白，未調查案發現場是否確有攤販並傳訊該攤販老闆，查明是否目睹上訴人持水果刀傷人，就上訴人於第一審審判時所主張曾向「蕭聖松」言及未刺殺被害人一節，亦未傳喚證人蕭聖松到庭說明，均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惟查（一）、原判決依憑被害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訴案發當天因拒絕上訴人附載其返家之細故，與上訴人口角，而遭上訴人持刀刺傷等情，核與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自白相符，證人即被害人配偶周美利亦證稱上訴人將被害人送醫當天，在醫院曾對周美利自承刺傷被害人等語，因認被害人所受之重傷害，確係上訴人所為。對上訴人嗣於法院審理時，翻異前供，否認重傷害犯行，所辯被害人係遭二不詳姓名者刺傷，其前因遭不明人士威脅始自白犯罪云云，亦以被害人與上訴人素無怨隙，案發當天並共同飲酒，且上訴人復出於善意欲附載被害人返家，若非事實，衡情被害人當無自警詢、偵查，以迄歷審審理，始終堅指遭上訴人刺傷之理。況上訴人於警詢已自承案發當時現場友人羅明基等人固亦在場，但僅其持刀刺傷被害人；另羅明基於原審供證，其至案發現場時，除上訴人外，尚有二陌生人在場，經上訴人告知被害人係自行跌倒受傷等語，苟如上訴人所辯，被害人係遭他人行兇刺傷，則上訴人既知其情，何須對羅明基隱瞞而謊稱被害人因跌倒而受傷；又上訴人既稱其係於案發後約半個月許，遭人恐嚇脅迫其出面頂罪，則案發之初，其尚未遭恐嚇之際，竟未即向警局報案，迄證人沈雲鴻出面指認上訴人，經警察通知後，上訴人始到案，亦與常情有違。是不論案發當時，現場是否另有二不詳姓名者在場，持刀刺傷被害人者應係上訴人，其上開所辯，純屬飾卸，不足採信。均逐一於理由內予以指駁。此乃原審本其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定其取捨，為價值上之判斷，據以於判決內認定上訴人重傷害之犯行，顯無違背客觀上之經驗與論理法則等證據法則。上訴意旨猶以被害人指訴非但與羅明基之證詞諸多矛盾，所述上訴人僅因上開細故即刺傷被害人亦不合邏輯云云，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周美利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於被害人住院期間，曾向被害人詢問案發當天遇害經過，但被害人當時口齒不清，僅略謂遭人殺害，但不清楚原因等語，係意指被害人受傷未癒，致未能清楚陳述案發經過情形，且不知何因遭人刺傷，並未言及加害之人，核與被害人嗣於法院審理中所為遭上訴人刺傷之指訴，尚無矛盾。上訴意旨指被害人於醫院曾對其配偶表示不知遭何人所傷，嗣卻又指訴上訴人重傷害，前後顯相矛盾云者，殊屬誤會，亦難據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上訴人將被害人送醫後，周美利聞訊趕赴醫院時，曾向在場之上訴人詢問其與被害人之關係，經上訴人告知係其將被害人送醫後，周美利旋即買煙餽贈上訴人以示謝意等情，業據周美利陳述甚詳，且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足徵周美利中文之語言能力並無溝通上之障礙。從而原判決併採周美利所為上訴人曾自承刺傷被害人之證言，為上訴人有罪事實之基礎，要無上訴意旨所指不適用法則及適用不當之可議。（四）、本件被害人遭利刃刺傷，有卷附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可憑，而原判決認定係上訴人所為，已詳為論述，亦如前述。另上訴人曾向「蕭聖松」表示刺傷被害人非其所為一節，縱屬實在，核其性質，僅屬上訴人本人片面之陳述，自不足據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從而原審以本件事證既明，未再傳喚上訴人取刀之攤販老闆及蕭聖松，贅行無益之調查，要難指為證據調查職責未盡。至其餘上訴意旨，則係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專憑己意，任意指摘為違法，且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亦難謂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揭說明，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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