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摘要國民法官法第43條採起訴狀一本主義，檢察官起訴時只提起訴書、不得併送卷證，使法官與國民法官審判前不對被告產生預斷。
Q · 國民法官案件起訴時，檢察官能把卷宗證物一起送給法院嗎？
不行，只能交起訴書，卷證一律不送
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檢察官起訴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只能提出起訴書，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這就是起訴狀一本主義（卷證不併送）。起訴書僅得記載被告身分、犯罪事實、所犯法條三項，且不得記載任何使法院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因法院手上沒有卷證可審，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至第4項的起訴審查機制也不適用。
台灣的職業法官在開庭前，習慣先把整本卷宗從頭讀到尾，被告的前科、自白、警詢筆錄全看過一遍才上場。國民法官法第43條把這個習慣徹底打掉了：檢察官起訴時只能交一份「起訴書」給法院，不准把卷宗和證物一起送過去。這就是俗稱的「起訴狀一本主義」（卷證不併送）。為什麼這麼大費周章？因為要讓素人國民法官和法官在審判第一天，對被告幾乎一無所知，所有證據都得在法庭上、當著你的面一項一項調查、辯論，心證才在過程中形成，而不是開庭前就被卷宗餵成定見。起訴書甚至不准寫任何會讓法院預先產生判斷的內容，連刑訴法裡那套「法院審查起訴夠不夠格」的機制（第161條第2項到第4項）都因此不適用，因為法院手上根本沒有卷證可以審。
起訴狀一本主義（卷證不併送）是國民法官案件的起訴制度：檢察官起訴時僅向法院提出記載被告身分、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的起訴書，不得併送卷宗及證物，且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藉此確保審判者於審判第一日對被告幾近一無所知，所有證據均須在公開法庭上經調查、辯論後始形成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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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對被告有利。因為法院和國民法官在審判前對被告幾乎一無所知，檢方必須在公開法庭重新證明每一項證據，被告的前科、自白等可能讓人預斷的資訊被擋在起訴書外（第43條第4項禁止記載預斷內容）。內行人提示：好處要靠辯護人主動把關起訴書、在庭上經營證據攻防才會兌現。
因為刑訴法第161條第2項至第4項那套法院認為起訴顯不足、通知檢方補正、逾期駁回的機制，前提是法院手上有卷證可審查。國民法官案件卷證不併送，法院根本沒卷可看，所以第43條明文排除適用。內行人提示：起訴門檻的把關因此移到審判庭上由證據攻防決定。
能寫的是被告身分資料、犯罪事實、所犯法條三項，犯罪事實要用日、時、處所、方法具體特定。不能寫的是任何使法院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例如渲染性描述、前科、與本案無關的不利資訊。內行人提示：辯護人逐字核對起訴書是不是夾帶預斷性文字，是審判第一回合的關鍵動作，發現了要當庭爭執。
檢察官起訴只交起訴書、不得併送卷證的制度，避免法官與國民法官審判前對被告產生預斷。
起訴時不得把卷宗及證物連同起訴書送交法院，所有證據須在審判庭上重新調查。
僅限被告身分、犯罪事實、所犯法條三項，犯罪事實須以日、時、處所、方法特定。
前科、自白引用、渲染性或情緒性描述、與本案無關的不利資訊等，足以讓審判者事前形成有罪心證的記載。
逐字核對是否僅記載三事項、犯罪事實是否具體特定、有無夾帶前科或預斷性描述。
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當庭聲請更正或主張排除，越早提出越能避免素人形成先入印象。
把握審判者對你近乎白紙的起點，請辯護人把關起訴書，並把攻防重點放在庭上證據呈現。
依第43條第3項，須以日、時、處所及方法具體特定犯罪事實，不得空泛或夾帶預斷敘述。
傳統審判卷證併送、法官先閱卷；國民法官審判卷證不併送、審判者近乎白紙起步。
AI 輔助整理之對應參考，非官方對照，以各國原文為準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 三、所犯法條。 前項第二款之犯罪事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 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不適用之。
立法理由一、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並不要求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判斷特定資料得否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亦不要求國民法官負積極蒐集、調查證據之責任。因此，如仍維持目前卷證併送之審理模式，因國民法官時間有限、又欠缺專業訓練及經驗累積，事先閱覽卷證將會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將發生資訊落差，且無法排除因此而產生之預斷，以致於可能產生評議時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無法立於平等及客觀中立立場與法官進行討論之疑慮。是以，理想的國民參與審判模式，應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在審判程序，始同時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方為妥適。此證據資料，不僅為檢察官、辯護人等依循證據法則，而為經法院許可提出之證據，且係經檢辯雙方以眼見耳聞即得明瞭之方式主張，讓法官與國民法官經由審判庭的審理活動，即可形成心證，以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法庭活動。基此，國民參與審判案件，自有立法明文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之必要，爰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訂定第一項。 二、又為落實前述集中審理、當事人進行為主的審理模式，及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起訴書除被告之年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以免第一項所定「資訊平等」與「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至於第三項所稱「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指檢察官依其起訴當時之證據，認為已足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者，應以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使被告及辯護人得以順暢行使防禦權；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併予說明，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訂定第二項至第四項。 三、又本法既明文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有關起訴審查之規定，事實上即無從適用，爰訂定第五項，以資明確。
一、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並不要求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判斷特定資料得否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亦不要求國民法官負積極蒐集、調查證據之責任。因此，如仍維持目前卷證併送之審理模式，因國民法官時間有限、又欠缺專業訓練及經驗累積，事先閱覽卷證將會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將發生資訊落差，且無法排除因此而產生之預斷，以致於可能產生評議時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無法立於平等及客觀中立立場與法官進行討論之疑慮。是以，理想的國民參與審判模式，應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在審判程序，始同時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方為妥適。此證據資料，不僅為檢察官、辯護人等依循證據法則，而為經法院許可提出之證據，且係經檢辯雙方以眼見耳聞即得明瞭之方式主張，讓法官與國民法官經由審判庭的審理活動，即可形成心證，以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法庭活動。基此，國民參與審判案件，自有立法明文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之必要，爰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訂定第一項。 二、又為落實前述集中審理、當事人進行為主的審理模式，及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起訴書除被告之年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以免第一項所定「資訊平等」與「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至於第三項所稱「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指檢察官依其起訴當時之證據，認為已足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者，應以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使被告及辯護人得以順暢行使防禦權；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併予說明，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訂定第二項至第四項。 三、又本法既明文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有關起訴審查之規定，事實上即無從適用，爰訂定第五項，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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