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法 第 5 條

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一、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前項罪名，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準。 　　檢察官非以第一項所定案件起訴，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應變更所犯法條為第一項之罪名者，應裁定行國民參與審判。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於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不適用之。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第一項案件，法院得設立專業法庭辦理。

立法理由一、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在我國因屬初步實行，且基於成本效益之考量與司法資源限制，僅能適用於有限的案件中，而以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中，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作為適用範圍，不只較具指標性意義，能發揮國民參與審判作為刑事審判「櫥窗」的作用，也符合「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入於重大事項做最有效利用」原則，更可期待透過嚴謹、確實的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周全保障重大案件之當事人與訴訟關係人權益。另本條所稱「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除因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例如殺人既遂罪、義憤殺人既遂罪或生母殺嬰既遂罪等本質上之故意犯罪外，尚包含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二項等因故意犯罪致生過失加重結果之「加重結果犯」。由於此等犯罪涉及對生命法益之侵害，所生實害甚為重大，而屬於一般國民高度關切之事項，為貫徹引進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之立法意旨，亦宜適用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但少年刑事案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應由少年法院（庭）審判，核與一般刑事案件有間，故將少年刑事案件排除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雖與社會治安有密切關係，然多屬隱密性、組織性、牽涉特定社會群體之犯罪，較難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過程後，對案情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並反映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茲併予排除之，爰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明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類型範圍，以資周延。 　　二、為使組織法上意義之法院與訴訟法上意義之法院得以明確區分，是本法就組織法上意義之法院，爰定名為「地方法院」，另訴訟法上意義之法院則稱為「法院」或「國民法官法庭」，併此敘明。 　　三、適用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單純以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準，最為明確，無論事後檢察官是否在起訴之同一事實範圍內變更其主張，均不影響既定之程序。所謂檢察官主張之犯罪事實及起訴法條，指檢察官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又對照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法條，單純誤載起訴法條者，不影響對於適用國民參與審判與否之判斷，仍應適用更正後條文，乃屬當然。至於檢察官原以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起訴，嗣於審理後經法院認定為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者，因已踐行之訴訟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之訴訟程序，對於被告防禦權之保障並無二致，故無程序妥適性與正當性之問題，自應依原所進行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繼續審理至終結為止，附此敘明。 　　四、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規定，法院得於檢察官起訴犯罪事實之同一事實範圍內變更起訴之法條，故即可能產生該案在檢察官起訴時並非第一項所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但法院整理爭點及證據結果卻屬於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情形（例如：檢察官以傷害或重傷害起訴之案件，經法院整理爭點及證據後，認可能成立殺人未遂罪）。此時如一概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作為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基準，不因嗣後起訴法條之變更而影響應進行之程序者，固可確保程序進行之效率，但於立法上既已以第一項明定特定類型之案件原則即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法院如完全未考量改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性及實效，即逕依原程序判處第一項罪名，將來或有遭質疑程序之妥適性與正當性之疑慮，是仍宜明訂適當之轉軌機制，亦即當法院確認檢察官雖非以第一項所定案件起訴，但判決結果可能依第三百條規定變更為第一項案件者，即應裁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由其他合議庭進行審理。又倘如無論訴訟程序進行至任何階段，當發現有變更起訴法條為第一項罪名之可能者，法院均必須改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亦恐有致已進行程序浪費之疑慮，故基於訴訟經濟，此一程序轉軌自宜有一明確時限。考量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於準備程序整理當事人事實上、證據上及法律上之爭點後，法院大致得以判斷本案有無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規定變更法條之必要，且因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尚未實質進行證據調查程序，此時如改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亦不致造成過大之程序勞費。因此，以「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作為此一轉軌規定之時限，應屬合理，爰明定於第三項。至於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法院應依所採訴訟程序審結，不適合再行變動程序，縱使於審判程序後，才發現可能變更起訴法條情形者，亦不影響法院依法所進行程序之適法性，併予說明。 　　五、為免造成國民法官之過重負擔，並維訴訟經濟，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自應盡可能求取其程序之單純，第一審國民參與審判程序辯論終結前，若檢察官尚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就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則非惟將額外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追加起訴之罪既未經準備程序之爭點、證據整理，恐亦難達集中、連續審理之目標，是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自不宜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茲明定於第四項。至檢察官就原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追加起訴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者，因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與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除合併起訴外，本應適用不同性質之審判程序，原即不得追加，附此敘明。 　　六、為確保審判程序集中且有效率進行，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於準備程序階段即由法院就當事人就事實、法律及證據上之主張進行爭點整理，經檢察官與辯護人相互主張及開示證據後，法院依據整理爭點之結果制訂詳盡完善的審理計畫；至審判程序，則由檢辯雙方依循法院所定的審理計畫，自主提出證據，以說服包含國民法官在內之國民法官法庭成員支持己方主張。因上開訴訟程序具高度專業性，為充分確保被告受辯護人扶助、辯護之權利，爰於第五項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七、有鑑於本法卷證不併送、證據開示、當事人自主出證等配套制度，均與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有別，且國民法官案件採行集中審理，其程序進行亦與一般案件不同，是考量此類案件審理方式之專業性及技術性，俾提升裁判品質及司法公信力，爰於第六項明定第一項之案件，法院得設立專業法庭辦理，以符實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