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94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訴字第794號

公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遺棄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調偵字第1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甲○○為民國53年7 月6 日出生之成年人，係少年劉○○（84年7 月9 日出生，於96年7 月8 日以前為未滿12歲之兒童，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簡稱A 女）之母，依民法第1114條第1 款之規定，對A 女負有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甲○○於A 女出生後約半年之85年（起訴書誤載為95年）元月某日，因與A 女之父即同居人丙○○發生衝突，乃自行離家，而將A 女留在彰化縣二林鎮（地址詳卷，下稱A 女戶籍）之住處，由同住之A 女父親丙○○及祖母丁○○○扶養，惟嗣丙○○已於91年11月20日死亡，丁○○○亦於94年2 月5 日死亡，當時A 女為年甫9 歲之兒童，並無謀生能力，顯為無自救力之人，且除甲○○外，已無其他扶養義務人；丙○○之弟乙○○見狀，雖對A 女施予援助，然仍於94年6 月3 日寄發郵局存證信函予甲○○，告知丙○○已死亡之消息，並請甲○○出面處理A 女之監護及扶養問題，以免涉犯遺棄罪嫌等語，嗣再於寄發存證信函後約一星期，甲○○以電話與其聯絡時，在電話中告知甲○○：丙○○與丁○○○均已死亡，亟需甲○○出面解決A 女之照顧養育問題等語，此時甲○○明知A 女為無自救力之人，且已陷於無其他扶養義務人照顧之狀態，而伊為A 女之母親，依法對A 女負有扶助、養育及保護義務，竟仍基於遺棄之故意，或避不見面、或藉故拖延，而拒不對A 女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及保護，一直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甲○○仍未對A 女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及保護。

二、案經乙○○告發，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案下揭全部卷證所涵括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公訴人及被告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疑義，合先敘明。

二、認定被告有罪之論據：

㈠訊據被告甲○○固不否認伊為A 女之母親，A 女於94年2 月5 日丁○○○死亡時，為年僅9 歲之兒童，及伊經乙○○聯絡後迄今仍未處理A 女扶養及監護之問題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遺棄之犯行，辯稱：伊曾於偵查庭時表示要將A 女帶回扶養，是乙○○不願意，乙○○只是要伊付錢而已云云。

㈡經查：

⒈被告甲○○為A 女之母親，A 女為84年7 月9 日出生，被告於A 女出生後半年即離家，將A 女交由父親丙○○及祖母丁○○○扶養、照顧乙節，為被告所自承；而丙○○及丁○○○分別於91年11月20日及94年2 月5 日死亡，於渠二人死亡後，A 女戶籍內已無他人等情，有94年7 月15日製發之A 女戶籍謄本1 份在卷可憑；又按直系血親相互間、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兄弟姊妹相互間、家長家屬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定有明文。則A女於丁○○○死亡時，年僅9 歲，為無自救力之人，且除身為A 女母親之被告外，亦無其他法定扶養義務人之事實，應可認定。至於A 女戶籍之地址雖有其他親人設籍，有該址之全戶戶籍資料1 份附卷可稽，惟證人乙○○證稱：該址雖有其他兄長設籍，但早在81年間就已經分戶了等語（參本院審判筆錄第4 頁），則本院審酌於鄉間舊宅，兄弟分家各自生活後仍共用同一門牌號碼者，所在多有，於此情形，因已分家之親人間已各自營生過活，雖仍保有親人間之情誼，但已不存在同居共財之家庭關係，彼此間自無家長家屬關係等情，認A 女與其他設籍於同址之親人間，尚無家長家屬之關係，附此敘明。

⒉乙○○於94年6 月3 日曾寄發載有丙○○已死亡，請甲○○出面處理A 女之監護及扶養問題，以免涉犯遺棄罪嫌字句之存證信函予被告，嗣並於約一個星期後之電話聯絡中，告知被告有關丁○○○亦已死亡之消息乙節，業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明確（參本院審判筆錄第4 頁），復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不爭執（參本院準備程序筆錄第4 頁），並有存證信函影本1 份在卷為憑，應與事實相符。至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雖曾辯稱：伊係至檢察官開庭時始知道丁○○○死亡云云，惟此與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不符，是否可信已非無疑，況被告既不否認於接獲存證信函後撥打電話給證人乙○○，並於電話中與證人乙○○約定在高雄縣議會前廣場見面等情（參本院審判筆錄第16、19頁），則衡情證人乙○○寄發存證信函之目的既在請被告出面處理A 女之扶養及監護問題，對於A 女當時無人扶養之狀況必會據實以告，以促使被告出面，當無隱瞞丁○○○已死亡之必要，是證人乙○○證稱其於電話中已告知丁○○○死亡之訊息等語，較為可採，被告此部分之辯解，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是被告於94年6 月3 日證人乙○○寄發存證信函後約一星期，即知悉無自救力之A 女已陷於無扶養義務人扶助、養育及保護之狀態，亟需伊之扶助、養育及保護，至堪認定。

⒊又被告於知悉上情後，迄今不但未對A 女為任何扶助、養育及保護，甚至未曾前去探視過A 女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參本院審判筆錄第16頁），復經證人乙○○證述在卷（參本院審判筆錄第5 、6 頁），亦堪確定。

⒋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乙○○證稱：被告與其第一次約在高雄縣議會見面就失約沒到，後來在偵查中及調解時雖數次提及要把A 女帶回去，但卻始終沒來看過A 女，也沒主動聯絡要把A 女帶回去的事，被告稱要將A 女帶回去都是開庭時敷衍應付的話，如果被告真的有心要扶養照顧A 女，其一定會讓被告將A 女帶回去等語（參本院審判筆錄第5-8頁）；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除自承：因伊與其他男子同居，怕對方知道伊有A 女這個女兒，所以不敢至高雄縣議會前廣場與乙○○見面（參96年度他字第996 號卷第15頁、本院審判筆錄第16頁）外，復供陳：伊沒有主動與乙○○聯絡，是因為伊把乙○○電話號碼遺失了，後來因為伊想說沒有要做什麼，所以就沒有再向乙○○要電話號碼等語（參本院審判筆錄第19頁）。互核以觀，倘被告真的有心要扶養照顧A 女，於歷次開庭或調解後，即可隨同到庭之證人乙○○返回A 女之住處探視A 女，進而討論扶養照顧A 女之事，然被告不但捨此不為，更因認為沒有什麼事要做，連證人乙○○之電話號碼都怠於詢問，此實已顯示被告根本未曾考慮履行伊對A 女之扶養義務，足徵被告於調解及偵查中有關願意扶養A 女之陳述，均僅是本案經告發後，應付檢察官偵查之敷衍動作，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⒌至A 女於丙○○及丁○○○死亡後，雖有證人乙○○負責照顧，惟：

⑴按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之遺棄罪，為不作為犯，以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時，犯罪即為成立。所謂無自救力之人，係指其人無自行維持生存所必要之能力而言。而所謂不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以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危險之虞為已足，不以果已發生危險為必要，屬危險犯之一種。又所謂「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危險者而言。是本院29年上字第3777 號 判例所稱：「若負有此項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而事實上尚有他人為之養育或保護，對於該無自救力人之生命，並不發生危險者，即難成立該條之罪」，應以於該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之際，業已另有其他義務人為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為限；否則該義務人一旦不履行其義務，對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自有危險，仍無解於該罪責（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2607號判決、87年臺上字第2395號判例意旨參照）。可知，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之遺棄罪係抽象危險犯（法條未以致生危險為要件），亦即，立法者基於危害發生可能之考量，擬制認為一旦構成要件實現時（即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時），法條所要防止之危險（即無自救力之人陷於無法生存之危險）即已發生，行為人便應受該條之刑罰，僅在無自救力之人已有另外之扶養義務人對其為扶助、養育及保護時，因其當時所受之扶助、養育及保護亦受法律之保護（即其他扶養義務人依法不得不扶養），無陷於生存危險之虞，始例外認為不構成該條項後段之遺棄罪。

⑵查證人乙○○雖為A 女之叔叔，且於丁○○○死亡後接手照顧A 女，然其並非A 女之法定扶養義務人，其對A 女之照顧，充其量僅是履行道德義務，並無法律強制力，A 女生存之危險並非絕對不存在，則揆諸上揭判例、判決及說明，被告當不能因證人乙○○基於手足及親人情誼，對孤苦無助之A女施以援助照顧，而免除伊遺棄罪之罪責。

㈢綜上所述，A 女為無自救力之兒童（96年7 月8 日以前）、少年（96年7 月9 日以後），被告係A 女之母，為A 女唯一之扶養義務人，卻拒不對A 女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犯行，事證已臻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犯罪行為於何時結束，有狀態犯（或有稱為即成犯）及繼續犯之分，前者係指行為一旦造成法定之不法情狀，犯罪即屬完成，易言之，即行為人僅一時的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規範之行為，行為人一旦為構成要件之行為，犯罪即已實現且行為結束，嗣後僅是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遭受侵害之狀態繼續存在；後者則是指行為人之意思，足以決定行為所造成不法情狀之久暫的犯罪，易言之，即犯罪構成要件規範之行為是否繼續實現，取決於行為人是否決定為一定之行為（包括作為及不作為）而言。次按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之遺棄罪以「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要件，係以不作為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為純正不作為犯。則如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其於不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期間，必會不間斷的實現該構成要件規範之行為（不作為），一直到其決定施予扶助、養育或保護時止，是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之遺棄罪為繼續犯，至堪確定。因此，被告雖於94年6 月3 日後約一星期即因未對無自救力之A女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致於當時即已成立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之遺棄罪，但因伊一直迄本案辯論終結時，仍未對A 女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故被告之遺棄行為，應認已至少繼續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即96年10月2 日），而此已在刑法95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之後，自毋庸再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先此敘明。

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 款分別定有明文，是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94 條第1 項後段「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遺棄罪。

㈢查A 女係於84年7 月9 日出生，有卷附之A 女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 紙附卷可稽，其於被告為本件行為之初，年僅9 歲，屬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2 條所稱未滿12歲之兒童，嗣迄96年7 月9 日以後，則為該條所稱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告為53年7 月6 日出生，行為之初即為40歲之成年人，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則被告對A 女為上開犯行，自屬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少年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未予載明，爰補充之。

㈣爰審酌被告不但於A 女出生後6 個月即離A 女而去，絲毫未盡為人母的責任，竟又於知悉原負責照顧A 女之丙○○及丁○○○均已死亡，A 女乏人照顧之情況下，拒不對A 女為必要之養育及保護，對A 女所生之危害可謂甚鉅，有加以嚴懲，以維法紀，並正倫常之必要，惟念及被告並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尚稱良好，且依被告開庭之言談、行止及穿著，伊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均難認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至公訴人雖對被告求處1 年10月之有期徒刑，惟本院審酌上情，認尚嫌過重，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

㈤末查，本案被告之犯罪行為至少繼續至96年10月2 日已如上述，是本案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之適用，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94條第1項後段，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參考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94條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