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三四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三四號

公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三六九七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八十六年間，在高雄地區，向被害人乙○○以應徵充當船員為由，須繳納定金，使簡某陷於錯誤而交付新台幣（下同）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元，嗣簡某苦等未果，被告亦自行返回花蓮，簡某方知受騙；案經被害人乙○○訴請偵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再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若行為人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則不得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六○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到告訴人處應徵船員工作且曾收取工作定金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主觀不法意圖，於偵查中辯稱：「我是有拿錢，但我等很久，都沒有工作做，也沒出船，我在港內等二、三個月就走了，且我並沒有拿這麼多錢，一天只有二百元之伙食費可能他們包括住宿、辦證件之費用均算入。」等語；於本院審理時復辯稱：「我要離開時，看我的本票金額是一萬四千元，當時我每天到前鎮碼頭做工，等著上船，但等了一個多月都沒有上船，每天的零用錢

二、三百元。‧‧‧」等語。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罪嫌，無非係以本件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認有收取工作定金之情形，且經告訴人乙○○指訴甚明，並有本票影本等件附卷足參等情詞為其論據。惟查：

（一）被告對於究竟自告訴人處取得多少工作定金並非全無爭執，此觀被告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本院審理時所陳：「（經提示四張本票）第一、二張是我簽名的，第三、四張不是我簽的，我在碼頭做工都沒有薪水，每天的零用錢是向老闆借的，總數是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元，這筆金額沒錯。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四百元也是我跟老闆借的錢，至於一千五百元好像是我跟他說要回花蓮，老闆給我的，簽名不記得了。一萬三千元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那做了一個多月，都沒有薪水。‧‧‧」等語即明。

（二）茲不論被告到底向告訴人取得多少工作定金，然其確曾向告訴人取得金錢已是一不爭之事實，故於本件首應釐清者是，被告於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雖告訴人於提出告訴後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因酒後心臟麻痺過世（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母親丁○○○到庭證述無訛，並有戶籍謄本乙份附卷足按）及案發前曾書寫存證信函催請被告還款之證人丙○○（即告訴人之父親）亦於八十七年八月八日早已死亡（有死亡證明書影本乙份附卷足佐），以致無法再傳喚到庭為進一步之訊明，然據證人即告訴人之母親丁○○○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本院審理時，曾到庭證稱：「（法官問：你對本件經過是否有所瞭解？）我瞭解一、二，真正跟被告接洽的是我先生丙○○及我兒子乙○○，不過他們已經過世了，據我所知，被告有向我們拿了定金三萬元及伙食費用，因為要替他辦理船員證及訓練，確實有待了一段時間沒有上船，有跟他講大約要出船的時間，那段等待時間他有在那裡打雜工，但有時也會亂跑，後來我們是一個半月就出船了，但是被告已經跑走了，也沒有告訴我們。」等語明確，足徵被告前揭辯解尚非子虛烏有。

（三）再衡諸常情，被告苟有詐欺之不法意圖，則在其向告訴人領得工作定金後，應即逃之夭夭，殊無仍待在港區內工作達一個多月之理，是就此點觀之，被告應無公訴人所指之不法所有意圖，殆可確定。

四、綜上所述，本件縱被告事後未依約上船，亦未返還先前所領得之定金款項，然仍不能遽行認定被告於謀事之初即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核此純屬一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耳，實無從以刑法詐欺罪名相繩，告訴人自應循民事訴訟管道以求解決，始為正辦，被告於刑事責任上應屬無辜，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免冤抑。又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最後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認本件係應諭知無罪之案件，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六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培麗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