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241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241號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歐忠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1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歐忠倫能預見將金融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極易遭詐騙集團利用為犯罪工具，竟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姓名、年籍不詳之某詐騙集團成員詐欺之犯意，於民國107年10月17日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統一超商，以宅急便方式，將所申辦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郵局帳戶）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用LINE提供）等物品，交付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該詐騙集團成員乃以「網路分期購物系統錯誤可能被重複扣款」之詐騙方式，使①告訴人鍾瑋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7年10月22日晚上8時5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25985元、107年10月22日晚上9時14分許匯款28123元（上開二筆總共54108元）到上開帳戶內。②告訴人侯宇謙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7年10月22日晚上10時16分許匯款5985元到上開帳戶內。③告訴人林珮伃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7年10月22日晚上10時42分許匯款23040元到上開帳戶內。嗣經鍾瑋、侯宇謙等報警處理，始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既依憑後開理由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揆諸前揭意旨，就此部分自無需贅載證據能力部分之論述，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罪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告訴人鍾瑋、侯宇謙、林珮伃（下稱告訴人等）於警詢中之證述、告訴人等提出之匯款資料、中華郵政公司107年11月13日儲字第1070251241號函及其所附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立帳申請書及歷史交易清單查詢資料、被告提出之宅急便顧客收執聯、繳款證明及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幫助詐欺的意思，我是因為要貸款才把提款卡寄給對方，密碼是以LINE的方式傳給對方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理由欄一所載時、地，依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指示，將其開立之郵局帳戶以宅急便方式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並以LINE告知對方密碼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復有宅急便顧客收執聯及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又詐騙集團成員於理由欄一①至③所示時間詐騙告訴人等，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依指示將上述款項匯入被告開立之郵局帳戶之事實，亦據告訴人等於警詢時證述在卷，復有渠等提出之匯款資料，中華郵政公司107年11月13日儲字第1070251241號函及其所附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開戶資料、立帳申請書及歷史交易清單查詢資料附卷足憑。是被告確持有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而後提供予詐騙集團犯詐欺取財犯罪，該帳戶並成為收受告訴人等之匯款以遂取得贓款之工具，堪信為真實。

㈡上開事證，僅足證明被告寄交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上開郵局帳戶資料確遭某詐欺集團作為向告訴人等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用，尚不足以推論被告係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寄交並告知上開帳戶資料。且按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之可能原因多端，或因帳戶持有人因有利可圖而主動提供，抑或於無意間洩漏，甚或因遭詐騙、脅迫始提供，皆不無可能，並非必然係出於幫助該詐欺集團成員詐取財物之不確定故意而為，是苟被告提供上開帳戶資料予他人時，主觀上並無幫助他人為詐欺犯罪之認識，自難僅憑被害人遭詐騙之款項係轉入被告帳戶，即認被告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況邇來確有不法份子以代辦貸款或應徵工作為餌，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藉機向欲辦理貸款或應徵工作之人騙取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帳戶資料，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且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常因人而異，此觀諸詐欺集團之詐騙手法雖經政府大力宣導及媒體大幅報導，仍有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其中亦不乏高級知識分子等情，即可明瞭。是有關幫助詐欺犯罪成立與否，自不得僅以被告所持有之帳戶資料是否交付他人、交付後有無淪為犯罪集團使用而為斷，尚須衡酌被告所辯提供帳戶資料之原因是否可採，並綜合行為人之素行、教育程度、財務狀況與行為人所述情節之主、客觀情事，本於推理作用、經驗法則，以為判斷之基礎。從而，本件應進一步審究者厥為：被告究竟係基於何原因提供前揭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帳戶資料？且被告對於前揭帳戶可能因此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主觀上有無認識或預見？是否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將其前揭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物交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提供給某詐騙集團所屬成員使用，抑或如被告所辯，其亦係受詐騙集團之訛騙，始誤信為真而將上開帳戶資料寄予對方，其並無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經查：

1.被告自警詢、偵訊乃至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辯稱如前，並提出其與自稱「劉創輝」之人LINE通訊軟體聯絡內容翻拍照片，以及依「劉創輝」之指示以宅急便將前揭郵局帳戶提款卡寄交予指定收件人為「李小彬」之宅急便顧客收執聯1紙為證（見108年度偵字119號卷第16至33頁）。觀諸卷附被告提出與自稱「劉創輝」之人LINE通訊軟體聯絡內容，「劉創輝」之顯示訊息為「急難件貸款」，其後雙方雖然多以LINE語音即時通話而不知其交談內容，但仍可見「劉創輝」向被告發送「有空跟我說一下」、「有評估出來了」等語，隨後被告傳送帳戶內可用餘額之自動提款機螢幕畫面，「劉創輝」再傳送「收據記得要拍給我」、「明天收到我會幫你問一下時間」、「會盡量幫你趕」等訊息，被告則回覆「我收據晚點拍」、「希望能趕快把錢貸下來」，並傳送宅急便收據照片給對方，「劉創輝」再回覆「資料有收到了」、「有問題隨時跟我聯繫」等語，嗣後被告再詢問「請問有消息嗎」，「劉創輝」回覆「還沒跟我說」、「星期一我在幫你問問」、「這邊要等下午看今天排的怎樣」等語，另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稱：「那時候是他主動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貸款」、「（問：劉創輝要求你寄出提款卡及密碼以前，究竟有向你查詢過哪些個人資料？）姓名、電話、住址，但是沒有問身分證字號，後面就叫我加LINE，還叫我拍薪資存摺明細」、「對方當時說要寄出之後等審核下來之後才會知道借款額度及利率」、「（問：你與劉創輝有無約定何時、用什麼方式，索還你的提款卡？）他當時說審核結束之後就會還給我，會拿合約一起來找我」、「對方說會幫我把帳戶做得漂亮一點，我有問他說有沒有可能會變偽造文書，他說不會」（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可見被告確係因欲辦理借貸之事而與自稱「劉創輝」之人聯繫，因急需借款而誤信對方確可辦理借款，未再加思索寄出帳戶會否遭他人利用即相信對方而逕行寄出帳戶資料並告知提款卡密碼。而參諸如欲向銀行辦理信用貸款，必須提出相關之財力證明供銀行審核貸款人之償債能力，此為一般人所熟知辦理貸款之必備文件，而對於債信不佳之人，代辦業者以轉帳、匯款之方式製作貸款人銀行帳戶資金流動之假象，以利貸款人辦理銀行貸款，亦非不能想像、不可理解或不可能之手法。再衡諸於本案，「劉創輝」有對被告稱幫他把帳戶做得漂亮一點等語已如前述，則被告於此情形未再加以懷疑，亦核與情理不相違背。從而，被告辯稱係欲辦理貸款，始聽信對方指示寄交郵局帳戶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以便順利取得貸款等情，事理上並非不能想像，自難遽認被告於寄交上開帳戶資料並告知提款卡密碼時已預見其帳戶資料恐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而逕認其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2.於上開被告與「劉創輝」的LINE對話中，被告雖曾向「劉創輝」索取公司的名片，並稱「想要有個保障之類」、「只有賴不安全啊！」、「還是要謹慎一定好」等語，惟「劉創輝」回覆以「我的發完了」、「公司還沒幫我印」、「你有問題隨時都找的到我啊」、「地址你也都有了」（即宅急便上的寄送地址）、「北部的在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1巷22弄18號」、「有想過來也可以」等語取信於被告。又被告於寄出帳戶資料後，除有對「劉創輝」傳送「希望能趕快把錢貸下來」、「再麻煩你了」等語，嗣後於無法聯繫「劉創輝」時，另傳送「現在呢？」、「錢不還我沒關係」、「卡能還我吧？」等訊息，可見被告並不知且無意讓其帳戶淪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雖被告當時急欲借款，故未先對被告所提供之人名、地址、電話做確實之查證，尚不得以此推論被告係容任他人使用其前揭帳戶資料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3.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稱：「對方當時跟我說金管會在查比較嚴，要我匯6萬元到他提供的帳戶，他說如果這樣的話會比較快審核下來，我說我有6萬元幹嘛跟你借錢，他說還是他跟同事湊湊看讓我可以比較快審核，對方說我匯6萬元過去之後，審核完6萬元會還給我，我說我沒那麼多錢，我只有3千元，他就叫我匯3千元，他說他同事那邊有幫我湊到剩下的金額，我是依照他的指示去用IBON轉帳，這些都是在電話中講的」（見本院卷第37頁），此有便利商店繳款證明可證（見108年度偵字第119號卷第16頁），且被告與「劉創輝」之LINE對話紀錄中，「劉創輝」確曾對被告稱「我這裡私人的頂多借我3萬」、「加我的也才4-5」、「你那裡幾千都湊不到嗎」，被告回覆「頂多3千而已耶！」，「劉創輝」則稱「好」、「我跟同事朋友問問」、「你那邊是身上有三千嗎」、「AA0000000CI156」、「Ibon上面有個繳費」、「裡面有代碼繳費」、「輸入這個就可以了」，被告再回傳繳費證明照片予「劉創輝」（見同上卷第30、31頁），可證被告於提供帳戶資料予「劉創輝」外，確有依「劉創輝」指示以超商繳款方式支付3000元予對方，除此之外，被告並未因交付帳戶資料或上開現金而獲得任何報酬。衡之常情，被告在未獲得任何報酬，甚至還額外付出金錢之情形下，其如對於前揭帳戶可能遭詐欺集團使用一情可得而知，應無甘犯刑責、自陷囹圄，而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交付詐欺集團使用之理，益見被告所辯係為辦理借款，聽信對方說詞，遂依對方指示交付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之辯解，並非全無可採。是被告既係誤信對方表示需交付帳戶提款卡作為申請貸款所用，對自己帳戶有無供他人作為詐騙財物匯款之工具，實難謂已有預見，要難徒以交付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之行為，遽論其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存在。

4.復按我國為杜絕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財犯罪之層出不窮，對於提供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之人，相關治安機關均嚴厲查緝，致使詐欺集團不易以慣用之金錢或其他有償報酬方式取得人頭帳戶，而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人頭帳戶，並趁帳戶持有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帳戶而供詐欺取財短暫使用，已時有所聞，因而交付金融機構帳戶之人是否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既因有上開受詐騙或輾轉而交付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則就提供帳戶資料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資料者有可能是遭詐騙所致，或其迂迴取得者之使用已逸脫提供者原提供用意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並無法防範者，於此情形，對其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無法確信係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為之，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自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以免過度逸脫無罪推定原則。查被告於警詢中稱當初是接到自稱「劉創輝」之人以電話詢問是否要辦貸款，被告告知對方自己信用不良，「劉創輝」即表示要被告加入LINE來幫他評估，被告加入後「劉創輝」告知評估過了，要求被告傳薪轉明細以利辦貸款，被告依指示傳遞，「劉創輝」再告知不可使用臺灣銀行帳戶，被告始依指示將郵局帳戶提款卡寄送給對方（見警卷第3、4頁），此說詞乍聽之下，並非毫無說服力，一般人倘一時思慮不周，確實可能深信不疑，而被告現年僅20餘歲，於本院自陳僅有國中畢業之學歷，現從事廚師工作（見本院卷第37頁），雖為具有一般經驗及智識程度之人，但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並無任何前案紀錄，更無因金融帳戶遭人使用而涉嫌詐欺之前科，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惟被告在急需款項又因信用不足無法向一般金融機購借貸之際，為求借得款項以解燃眉之急，處於急迫之情境，難免降低警覺性，致思慮未周，而予詐欺集團利用之機會，且在此情形，本難期待一般民眾均能詳究細節、提高警覺而免遭詐騙、利用，則被告一時失察誤信自稱「劉創輝」之人上開說詞，因而應對方要求交付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告知密碼等資料，於經驗法則上自非無可能。被告交付提款卡所為，思慮固未盡周全，惟思慮未周與其主觀上預見及容任他人遂行不法行為，並無必然關連性，自不得從主觀上臆測，將一般經驗上有利於被告之情況逕予排除，遽認被告之辯解有違常情。

5.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又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刑法第13條、第1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者乃分別規定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未必故意、不確定故意），後者則定義無認識過失與有認識過失。其中刑法第13條第2項之間接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均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為要件，惟前者須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二者均以有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為前提，然後方能本此事實以判斷行為人究為故意抑為過失（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6154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書雖認被告具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然被告究有無能力判斷是否為詐騙陷阱，或於交付自己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之際，理應提高警覺恐遭人非法所用等等，在係認定以被告之年齡、智識及經驗，應有注意之能力，或要求被告具有高於一般遭詐騙之人之注意義務，則以此種推論方式，被告究有何不違背其本意，而故為交付上開之物，並以之為幫助詐欺犯行之處？縱然可質疑被告何以如此輕易受騙，何以辦理貸款需寄交提款卡，固猶存有疑點。然倘欲認定被告確有將其提款卡提供給詐騙集團使用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罪事實，必在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下，始得據為其有此犯罪事實之認定，然依上述說明，被告所辯乙節並非必屬無稽，則被告果否有此幫助詐欺取財之事實，自仍有其合理懷疑之處，當不得僅憑上述可能對被告不利之若干疑點，即率爾推測或擬制被告有此犯罪事實。本件復無任何證據資料顯示，被告有何因而獲得不法利益之積極證據，是被告所為尚難遽予認定合於「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之不確定故意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既非無足採信，實不能排除確遭詐騙所致，則其提供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是否確有幫助詐欺取財之認識及出於不確定之幫助故意，自應從嚴審慎認定，而不得僅以推斷、臆測方式認定。檢察官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僅足證明詐騙集團成員確有持被告上開郵局帳戶行騙，致前揭告訴人等受騙匯款等情，惟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帳戶確係被告出於己意而自行交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或不違背被告之本意，自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是公訴人起訴書所舉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法律條文及判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建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