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温丞焌

黃昱仁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温丞焌、黃昱仁及張展祥（經檢察官另行通緝）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3人以上竊盜之犯意聯絡，由張展祥搭乘向黃啟銘（由檢察官另行通緝）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於民國110年8月11日5時26分許，搭載黃昱仁及温丞焌，至黃雋達經營自助洗車場（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由温丞焌下車持不詳器具（無法證明可供兇器使用）破壞場內兌幣機2台（據黃雋達稱分別價值新臺幣<下同>4萬9000元及2萬元），竊得兌幣機內現金合計4萬5000元，得手後，3人旋駕車逃逸離去。嗣黃雋達透過保全公司通知，知悉該洗車場兌幣機遭人破壞，旋報警處理，經警方追查後，得悉上情。

二、案經黃雋達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理由

一、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已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同意為證據使用（審易卷第00頁），是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得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温丞焌於警詢（警卷第2至6頁）、偵訊（偵卷第195、196頁）及本院審理時（審易卷第77、85、91頁）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雋達於警詢（警卷第15至20頁）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昱仁於警詢（警卷第9至11頁）、偵訊（偵卷第189、190頁）之證述，證人黃高宗（車號00-0000車主、黃啟銘之父）於警詢（警卷第21、22頁）之證述，均印證相符；並有高雄市○○區○○○路000號之自助洗車場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23至27頁）、現場照片9張（警卷第38至40頁）、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鐵左營站之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28至31、32至35頁）、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契約書1份（警卷第36頁）在卷可資佐證，就此事實，堪以認定。

㈡訊據被告黃昱仁於警詢（警卷第9至11頁）、偵訊（偵卷第189、190頁）坦承有於前述時間，搭乘被告張展祥、温丞焌所開車輛至該洗車場，是温丞焌下車，嗣後離去等情，惟矢口否認有共同竊盜之犯意，且伊坐於後座，不知温丞焌竊取何物，伊事後也未分到財物云云。然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温丞焌於偵訊證稱：（是否於110年8月11日5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自助洗車場，與黃昱仁、張展祥，破壞自動兌幣機行竊？）是，有這回事，開車的是張展翔，我坐副駕駛座，黃昱仁坐後面，是我下車破壞；我不知道誰拿雨傘給黃昱仁遮監視器的等語(偵卷第196頁）；對照被告黃昱仁於警詢供承：當時溫丞焌則開車號00-0000車一起離開高鐵站；本次竊案經警方監視器畫面發現是我、溫丞焌、張展祥3人所為，正確；印象中是大家一起計畫的；知道溫丞焌下車就是破壞兌幣機台，並竊取其中之財物，在這之前我們就有說好要一起竊取的；溫丞焌行竊過程中，張展祥駕車有在一旁移動車輛，我坐在後座車內，我們2人全程在一旁幫溫丞焌把風接應，後來溫丞焌把竊得贓物拿到車後座時，我在車內撐傘企圖遮掩監視器掩飾，屬實（警卷第9至11頁）；且於偵訊證稱：當時我坐在後座，張展翔坐副駕駛座，他拿雨傘過來，不要讓監視器拍到等情明確（偵卷第190頁），印證相符。可見，被告温丞焌、黃昱仁及張展祥均基於結夥3人以上竊盜之犯意聯絡，事前一起謀議，被告黃昱仁明知溫丞焌下車要破壞兌幣機台、竊取財物，且於行竊過程中，張展祥駕車移動車輛，黃昱仁坐在後座車內，2人全程幫溫丞焌把風接應，嗣後溫丞焌將竊得贓物拿至後座時，黃昱仁在車內撐傘，企圖遮掩監視器掩飾犯行明確。此外，並有被告等3人駕駛車號00-0000小客車出入停車場、經過兌幣機過程之監視器畫面15張、自動兌幣機2台遭破壞之照片7張在卷（警卷第23至27、38至40頁），可資佐證。是被告黃昱仁所辯，核與卷內積極事證不符，無可採信。

㈢起訴書雖就被告2人與張展祥論以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然被告溫丞焌於警詢辯稱：是使用通用鑰匙將公鎖打開，再徒手將兌幣機外蓋扳開（警卷第2頁），於偵訊辯稱：我忘記拿什麼工具（偵卷第196頁）；被告黃昱仁於警詢辯稱：溫丞焌是否以油壓剪之工具破壞兌幣機一節，並不知情（警卷第10頁）。此外，由上開洗車場及對幣機現場監視器畫面，尚無法顯示被告溫丞焌、黃昱仁有何持可堪作為兇器使用之器具為之。從而，起訴意旨關於被告2人「攜帶兇器犯之」要件，即無從為此認定。

㈣綜上，被告温丞焌就本件犯罪事實，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卷內積極事證，印證相符，洵堪採為論罪之基礎。被告 黃昱仁上開所辯，委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 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核被告温丞焌、黃昱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 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被告2人與同案張展祥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犯罪，論罪法條則不再論共同正犯。又起訴意旨以為被告2人 犯攜帶兇器竊盜罪，雖有未恰，惟起訴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是被告2人起訴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罪名，仍無變 更，應依法論處。

三、量刑審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不思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恣意結夥3人以上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不足取。審酌被告温丞焌為起意、動手實施之人，犯後坦承犯行；被告黃昱仁自始合意行竊，擔任把風，犯後飾詞否認，兼衡其等犯後尚未與被害人黃雋達和解或賠償，復考量於本院審理時，被告温丞焌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駕駛怪手、一天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500元，未婚，無小孩；黃昱仁自陳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在屠宰場工作、月收入約2萬初，離婚，有2小孩，分由前妻、祖母照顧等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審易卷第91頁）等個人責任基礎，暨其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又按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 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固無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配關係，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澈底落實沒收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㈡查被告温丞焌本案竊得兌幣機內之現金4萬5000元，屬其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亦未賠償或與被害人黃雋達和解，依上開規定，並應諭知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呂乾坤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