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孫雷正

上列上訴人因毀棄損壞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134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10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孫雷正（下稱被告）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金福公寓」住戶。詎被告明知「金福公寓」未設立管理委員會且自己未取得「金福公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9日某時許，在上址「金福公寓」1樓公共樓梯空間處，使用機具自行挖鑿拆除該樓梯間牆壁（下稱「甲牆」）而損壞該壁面（即切割「甲牆」形成一個洞口，下稱「子洞口」），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金福公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嗣經告訴人即「金福公寓」區分所有權人吳怡靜（下稱告訴人）發現，始悉上情。案經告訴。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

二、告訴人乃委任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7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狀」，上載對被告於112年3月9日鑿穿前述「甲牆」之行為提告，則告訴人所提告訴之時點距離其所指被告鑿穿「甲牆」之時點即112年3月9日，相隔未逾6月，則本案自「不生」告訴已逾期而應逕為公訴不受理判決之問題，法院即應實體審究被告有無公訴意旨所指犯嫌，首應指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毀損他人物品罪嫌，主要以被告之陳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吳三雄（告訴人之父）之證述、告訴人之建物登記謄本、「甲牆」及周遭公共空間等照片共11張，資為論據。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犯行（犯意），辯稱：我因訴請告訴人應將所占用之附圖A、B部分予以返還，而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審理中（案號為111年度雄簡字第2070號，下稱「乙案」），但吳三雄代理出席「第一次勘驗期日」時向「乙案」承審法官不實陳述（已）未占用附圖B部分，導致「乙案」承審法官當場指示地政人員僅就附圖A部分進行測繪，我為了讓「乙案」承審法官明瞭吳三雄所述不實、告訴人所占用者不以附圖A部分為限，才會於該次庭後施工切割「甲牆」（註：形成一個洞口〈下稱「丑洞口」〉），再透過「丑洞口」拍攝附圖B部分內部確實裝設有馬桶、燈具等狀況，並於112年2月6日將所拍攝的照片陳報予「乙案」承審法官知悉；又因「乙案」承審

擇期「第二次勘驗現場」，我誤認「乙案」承審法官指示我將「丑洞口」進一步加大以便讓地政人員屆時可不受「甲牆」阻隔順利進入附圖B部分完成測繪工作，才會於112年3月9日再次施工，否則我都已經陳報照片了實在沒必要這麼做，但當日我未有效加（擴）大「丑洞口」即遭吳三雄制止且報案，員警很快到場並向我索取「乙案」承審法官命我施工的書面證明，為此我有再致電「乙案」承審書記官並讓員警接聽，因「乙案」承審書記官請示法官後回電明確稱不可能給我書面證明，我就沒有動工等語。

四、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準此，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經查：

㈠被告提起「乙案」請求告訴人返還所占用之附圖A、B部分，「乙案」承審法官「第一次現場勘驗」時僅查知附圖A部分並指示地政人員對之進行測繪，嗣檢視被告於112年2月6日所陳報其施工切開「甲牆」形成「丑洞口」，而透過該洞口所拍攝附圖B部分內部確實裝設有馬桶、燈具等物之照片，並於112年3月7日庭訊過程中提示該等照片予告訴人之代理人吳三雄觀覽、吳三雄亦不爭執附圖B部分確實有衛浴設備存在而僅以買受房屋即已如此為辯後，乃擇期「第二次勘驗現場」，被告為了讓地政人員屆時可不受「甲牆」阻隔順利進入附圖B部分進行測繪，欲於112年3月9日再次施工，惟吳三雄見狀乃出面制止並報警，且員警也旋獲報趕赴現場處理雙方糾紛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本院調取「乙案」全卷核閱屬實，並影印該案卷內之被告112年2月6日陳報狀、112年3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1至103頁），及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4年10月17日函覆之113年3月9日及同年2月5日員警工作紀錄簿、勤務分配表（本院卷第65至68、10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固堪認定。

㈡惟比對告訴人所出具112年9月7日「刑事告訴狀」告證7、8照片（他字卷第25至33頁），尤其中告證7編號2、3之「子洞口」近照（他字卷第27、29頁），核與「乙案」之被告112年2月6日陳報狀中之「丑洞口」近照（本院卷第87、89頁），二者在洞口實際分布位置、洞口形狀及大小等項，幾無差異；參諸於112年3月9日據報到現場處理之員警楊曜先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當天我們接到毀損糾紛的報案就開車前往現場，抵達時吳三雄表示被告在毀損東西，當時被告則手拿電鑽準備對「甲牆」鑽孔，我們就予以制止，被告因而沒有實際鑽孔。我們進而詢問被告緣由，被告有出示法院的會測公文，我們表示法院要會測不表示允許就「甲牆」鑽孔，否則會違反比例原則。該次處理過程中，被告確實有將其與法院書記官的通話轉交給我接聽，但我只是與書記官確認被告所出示的法院會測公文為真，並不是法院確曾授意或同意被告可以就「甲牆」鑽孔，所以我事後製作工作紀錄簿時才會登載「確有此事」，當日的工作紀錄簿內容都是我返所立即登載的等語明確（本院卷第114至116頁），且卷附112年3月9日員警工作紀錄簿確（另）經明確登載「經過警方協調許久，孫雷正先生暫『不動工』」等語（本院卷第68頁），則被告關於其於112年3月9日未及加大「甲牆」之「丑洞口」旋遭制止、「丑洞口」乃其先前於同年2月間所為者等所述，尚非全然無憑。

㈢至於：

1.告訴人、被告嗣分別於113年6月19日、114年2月14日所陳報之「甲牆」現狀照片（原審卷第41至43、107至109頁），雖呈「甲牆」及「丑洞口」（或「子洞口」）之切面（破壞面）更加龜裂、斑駁等樣貌，但俱無足遽為被告於112年3月9日確有進一步加大「甲牆」之「子洞口」（或「丑洞口」）犯行之推論。

2.告訴人本案歷次之書狀、言詞陳述，及證人吳三雄之證述，雖迭指訴（證）被告於「112年3月9日」鑿穿「甲牆」形成約60公分X20公分洞口（即公訴意旨之「子洞口」）之情，惟比對吳三雄早於「乙案」112年3月「7日」之言詞辯論期日，以告訴人（於「乙案」之身分為被告）訴訟代理人之姿所為：被告（於「乙案」之身分為原告）打掉牆壁破壞建築結構已經違反建築法規，我們有舉發到工務局，被告這樣做根本沒有經過全體共有人的同意，我有去問過了等陳述（本院卷第102至103頁），可知告訴人一方實「於112年3月7日之前」即已知悉被告就「甲牆」所為之鑿洞舉措，並業向「金福公寓」其餘住戶確認未授權予被告無誤，更已向主管機關舉發究辦，足徵告訴人、證人吳三雄於本案指訴（證）內容中關於被告鑿洞時點乃「112年3月9日」之部分，顯與事實不符而有違誤（惟其等如陳述出正確之被告鑿洞時點，諸如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自陳之112年2月3至5日間某日，距告訴人於112年9月7日提起本案告訴，恐已逾告訴期間），自無由執為被告於112年3月9日確有進一步毀損「甲牆」之不利認定。

㈣綜上，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足認被告於112年3月9日固有欲進一步加大「甲牆」斯時所存「丑洞口」（「子洞口」）之計畫，但尚難認被告當日確已有效加（擴）大「丑洞口」（「子洞口」），致顯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乃有公訴意旨所指於112年3月9日（進一步）挖鑿「甲牆」而損壞該壁面（即加大「丑洞口」/「子洞口」範圍）犯行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於112年3月9日確存毀損「甲牆」之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檢察官起訴之部分依法既應為無罪之諭知，自尚無起訴效力及於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部分，法院應併予審究之可言。

五、原審未詳為推求，就被告被訴部分，及遽以具接續犯一罪關係為由，併就非屬起訴範圍之被告此前於「111年12月19日至112年2月6日間之不詳時日」挖鑿「甲牆」犯行，而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即均有未合；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對其所為有罪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宗聖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