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金訴字第42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42號

公訴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余昌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7771），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余昌澤於民國108 年5 月25日前某時，應蔡承展（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之邀，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組成之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擔任俗稱「車手」工作，負責持人頭帳戶之金融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因此獲得以提領款項2 ％計算之報酬。余昌澤遂與蔡承展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去向而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以不詳方式，取得如附表一所示杜雅惠名下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後，再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時間，分別向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余宗育、林子婷、宋美玉施以詐術，使余宗育等3 人均陷於錯誤，致分別匯款至如附表一所示帳戶內（受騙者、詐欺方式、匯款帳戶詳如附表一所示）。余昌澤經蔡承展交付如附表一所示帳戶之金融卡並告知密碼後，即於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時間、地點，提領詐欺所得款項交予蔡承展，再由蔡承展將之全數交予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余昌澤因而獲得新臺幣（下同）3,000 元之報酬。嗣余宗育等3 人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余宗育、林子婷、宋美玉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被告余昌澤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被告對於本件犯罪事實於偵審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余宗育、宋美玉、證人即告訴人林子婷所證因遭詐騙後分別依指示將款項匯入如附表一所示帳戶之情大致相符，並有警製之提領明細、被告提領贓款時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杜雅惠名下帳戶資料在卷足憑，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外社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構通報單（以上為告訴人余宗育部分）；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灣裡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以上為告訴人林子婷部分）；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彭厝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構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以上為告訴人宋美玉部分）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本案被害人余宗育等3 人受騙匯款至指定帳戶後，被告即依蔡承展指示而提領詐欺所得款項，扣除報酬後再由蔡承展將之全數交予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被告之舉已然製造金流斷點，並將致無從追查詐欺所得款項之流向，可認被告所為已構成洗錢行為。是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 至3 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

㈡按多數人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彼此分工協力共同實現犯罪行為，彼此互為補充而完成犯罪，即多數行為人基於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者，為共同正犯，此即學說上所稱「功能性之犯罪支配」；在功能性犯罪支配概念下，多數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犯罪目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又共同正犯之成員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並不以參與整個犯罪事實全部為必要，即便僅參與犯罪事實之一部分，或僅參與共同行為之某一階段，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著有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是以共同之行為決意不一定要在事先即行為前便已存在，行為當中始先後形成亦可，且不以其間均相互認識為要件。被告參與所屬以從事詐術行騙之犯罪組織，依蔡承展指示提領受騙者遭詐款項，雖被告並不負責撥打電話向被害人余宗育等3 人施以詐術，而推由同一詐欺犯罪組織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及同屬該詐欺犯罪組織其他成員間，就本案各件犯行分工，係以擔任打電話施詐、居間聯繫及提領受騙者遭詐款項等任務，其犯罪型態具有相當之計畫性、組織性，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有所認識，而仍參與該犯罪組織，揆諸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本件詐欺犯行之全部行為階段，仍應就其所參與部分，與該詐欺犯罪組織其他成員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犯行，與蔡承展暨所屬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年成員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 所示犯行，雖有分次提領被害人余宗育依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然被告各次提領被害人余宗育受騙款項之舉，乃係於密接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各別提領款項之行為難以分割，應論以接續犯之一行為。

㈣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應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犯行，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取財，竟為貪圖不法利得，擔任領取詐欺款項之車手，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詐術騙取無辜被害人之金錢後加以提領再轉交予上手，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不僅嚴重侵害各該被害人之財產權，更以此分工方式致相關犯罪難以追查，所生之危害程度非輕，所為實屬可議，應予非難；併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尚未與各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參與犯罪之程度、分工、各被害人遭詐款項數額之犯罪情節，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職肄業，擔任司機，與父母、外婆同住、未婚、無子女及親屬需撫養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所求處之刑為適當，而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 至3 主文欄所示之刑。

㈥按數罪定其應執行刑時，除應就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與被告前科之關聯性、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罪數所反映之被告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社會對特定犯罪例如一再殺人或販毒行為處罰之期待等，為綜合判斷外，尤須參酌上開實現刑罰公平性，以杜絕僥倖、減少犯罪之立法意旨，為妥適之裁量（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5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本案犯罪時間僅於109 年6 月23日，且均為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罪質相同，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持續性較為密接，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被告所犯如附表二各該編號所示之刑，依檢察官所求處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 年6 月。

四、不另為無罪部分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所為本件犯行，均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2 第1 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罪嫌等語，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339 條之2 第1 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以提領受騙者遭詐款項之如附表一所示杜雅惠名下帳戶之金融卡係蔡承展所交付，提領款項後須交回金融卡等情，業據被告供明在卷（見警卷第10頁，偵卷第19頁），足認該帳戶係本案詐欺集團所使用之人頭帳戶，非受騙者之帳戶，亦無證據證明該帳戶係本案詐欺集團以不正當之方法所取得，被告持杜雅惠名下帳戶之金融卡提領受騙者遭詐款項之行為，自不該當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五、不另為不受理部分公訴意旨再略以：被告所為本件犯行，均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固非無見。惟按：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又刑罰要求適度之評價，俾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領取詐欺款項之車手，該集團除被告外，尚有蔡承展及實施詐騙之其他不詳集團成員，是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計有3 人以上甚明，且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利用電話施行詐術，誘使被害人余宗育等3 人受騙匯款至人頭帳戶後，蔡承展即將人頭帳戶之金融卡交予被告並告知密碼，再由被告持該金融卡領款後交由蔡承展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顯見該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容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該當「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適用。又被告既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其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至行為終了時，仍論以一罪，而僅與其「首次」之加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㈢經查，被告加入蔡承展所屬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後，先於109 年5 月25日22時25至33分間，在高雄市苓雅區、鳳山區等地提領詐欺款項，而該次犯行所涉之詐欺取財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偵字第00000號起訴書（見本院卷第69至74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亦供稱該案係其首次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等語（見本院卷第88頁）。依上說明，被告本案所涉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既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並應與其於109 年5 月2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鳳山區等地提領詐欺款項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避免重複評價，不應再與其嗣後所為即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檢察官就此重複起訴，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六、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38條之2 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4 年8 月11日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是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即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

㈡本件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領取之款項固均屬本案詐欺行為之犯罪所得，然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每次提領可獲得利益約1-2 百分比等語（見偵卷第19頁）；於警詢及本院供承所得報酬為3,000 元等語（見警卷第10頁，本院卷第89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提領詐欺款項交予蔡承展後，蔡承展會交付薪水等語（見警卷第10頁），經依被告所提領款項總額147,000 元與所得報酬3,000 元相互計算，應依被告所稱之以提領款項2 ％計算，而認定為其本案各件犯行之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得報酬」欄所示），且因被告自承本件犯罪所得總額為3,000 元，故附表一編號3之犯罪所得係以3,000 元減去附表一編號1 、2 之犯罪所得1,960 元、600 元，而認定該次犯行之犯罪所得為440 元，附此敘明。

㈢被告因本件犯行所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報酬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上開規定，於其所犯各該加重詐欺取財罪之主文內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被告其餘取得之詐欺款項業經蔡承展轉交所參與之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部分，因已非由被告實際管領支配，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273 條之1第1 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第55條、第51條第5 款、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吳文書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光傑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