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68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訴字第1868號

上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方意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864 號中華民國102 年10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1 年度偵字第10456、10575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50 條、第361 條、第362 條、第367 條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其所提出之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或僅曾以言詞陳述上訴理由者，均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第一審法院經形式審查，認逾期未補提上訴理由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裁定駁回。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而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9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理由是否具體，則屬第二審法院審查之範圍，不在命補正之列，亦即上訴書狀已記載理由，並有具體之敘述時，其上訴既屬合法，第二審法院固應就其理由之是否可取，為實體之審理及判斷；如認其上訴書狀雖記載理由，但並未具體敘述時，則無須再命補正，可逕認其上訴不合法，以判決駁回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檢察官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係以：原審判處被告方意華（下稱被告）如判決書附表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6年8 月，固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量刑自應符合比例、平等及罪刑相當原則。且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定應執行刑，非概無拘束，尚應於法律一定之外部性界限內（即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由法官具體選擇以為適當之處理。甚且須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指導，亦即所謂之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因刑法於95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將得各自獨立評價之數罪，回歸本來就應賦與複數法律效果之原貌，係採捨寬從嚴之刑事司法政策，並同修正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以為因應。是於連續犯刪除後，適用數罪併罰，而就各罪之宣告刑定其執行刑時，自宜參酌修正後之規定意旨及立法精神，妥適裁量，以免輕重失衡（此有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訴字第371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諭知最長期者為有期徒刑15年6 月，宣告刑合計為有期徒刑116 年，竟僅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6年8 月，其量刑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依上揭說明，已逾越法律性之界限，不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採納被告之自白，及證人張景盛、蔡志遠、余宏益、蘇水山之證，卷附之通訊監察譯文，扣案之門號為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4 支，詳加研判，並說明原審判犯罪事實欄一（三）至（七）所示，被告販賣第一級毒品予蘇水山之交易金額，並非被告所辯為新臺幣3000元之理由（見原審判決第9 至10頁），而認定被告有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等犯行。核其認事用法，形式上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

㈡按數罪併罰，應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 款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關於應執行刑之量定，係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法院所為有期徒刑之酌定，如未逾越上開規定之外部界限及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無悖於量刑之合理性，合乎責任原則，即不得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42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修正將連續犯、常業犯規定悉予刪除，考其立法目的，係基於刑罰公平原則考量，杜絕僥倖犯罪心理，並避免鼓勵犯罪之誤解，乃改採一行為一罪一罰。是定其刑期時，除仍應就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與被告前科之關聯性、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罪數所反映之被告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社會對特定犯罪例如一再殺人或販毒行為處罰之期待等，為綜合判斷外，尤須參酌上開實現刑罰公平性，以杜絕僥倖、減少犯罪之立法意旨，為妥適之裁量（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53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參照）。從而，數罪併罰在定其應執行之刑之際，自應再為應執行之刑的決定，亦屬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其考量結果，並非單純表示一種數罪刑度的總和而已，而是再次對於同一行為人責任的檢視。相較刑法第57條定有科刑時應審酌的事項，此項規定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而言。而合併刑之宣告，則屬一種對犯罪人本身及所犯之各種犯罪的綜合判斷。申言之，定執行之刑的宣告，並非在法定範圍之內自由裁定，應注意行為人從其犯數罪所反映的人格特性，及考量刑法目的相關刑事政策，妥為宣告。而刑法的功能中，除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外，更重要的是，行為人再社會化及具體的社會保護作用，否則加諸過度之刑罰於被告，徒僅造成責任報應，去實現一個未知、抽象的正義。因此，是否為被告長期性監禁宣告的同時，應一併考量被告犯案情節對社會之衝擊，並注意此舉是否造成被告更生絕望的心理影響，使得被告的人格遭受完全性地抹滅。換言之，必須考量刑罰手段的相當性，儘量選擇能使受刑人復歸社會生活之刑罰方法。法官無法以所謂「治亂世用重典」之理由，加重刑罰以圖遏止歪風，不能過度強調所謂一般預防的刑罰目的。實則，就人性尊嚴及人權的思想而言，任何一個人均非他人的工具，以加重被告的刑罰作為達到阻嚇其他人犯罪的手段，被告已淪為教化社會大眾的工具，喪失了作為一個人主體性，這均與我國刑事政策之立法有違。凡此即構成最高法院所揭示「內部界限」之意義。本案被告於原審定執行刑時，為現年50歲，若定以過重之應執行刑，其效用可能隨著長期刑之執行，等比例地大幅下跌，效用甚低，對被告教化效果亦不佳，尚且加重國家財政無益負擔，亦有害被告回歸社會。且被告本案所犯者乃販賣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之罪名，販毒次數雖第一級毒品有7 次，第二級毒品有4 次，然其販賣毒品對象共4 人，販賣所得並非鉅額，獲利尚屬有限，是依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原審裁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8 月，亦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是原審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經裁量後從輕量定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8 月，並無違背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線與內部界線。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前詞指摘原審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部分不當，即屬無據，自非上訴之具體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形式上觀察認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量刑亦屬妥適，檢察官上訴理由並未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非屬得上訴第二審之具體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以及「程序優先於實體」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本件檢察官提起之第二審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駁回上訴。

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 條前段、第372 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