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林淑琴

選任辯護人

周家年律師

選任辯護人

林三元律師

選任辯護人

謝文哲律師

被告

蔡嘉芳

選任辯護人

趙若竹律師

王子衡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21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110、569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林淑琴為執業律師，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辦112年度偵字第26119號黃任鴻等人涉犯加重竊電案件（下簡稱加重竊電案件）之黃任鴻之選任辯護人（黃任鴻加重竊電案件業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蔡嘉芳係黃任鴻所為竊電之虛擬貨幣礦場金主鄭仲銘、蘇純瑛所雇用於其等經營之「玖玖零醫美診所」之會計（鄭仲銘、蘇純瑛所涉加重竊電罪均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

二、黃任鴻因涉犯加重竊電案件，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員警於民國112年5月29日，搜索其住處及其與金主鄭仲銘所經營位於臺中市臺中路、中山路、中興路之虛擬貨幣礦場等地，並拘提黃任鴻到案說明。鄭仲銘知悉後，即請其會計蔡嘉芳為黃任鴻尋找並委任辯護人，藉以掌握加重竊電案件狀況，蔡嘉芳允諾後，透過其於律師事務所任職之女兒曾O雯於112年5月29日下午3時55分許，聯繫林淑琴擔任黃任鴻之辯護人。林淑琴因此認識蔡嘉芳、黃任鴻與其子黃O嘉，並知悉有鄭仲銘、蘇純瑛。

三、林淑琴接獲曾O雯之聯繫後，明知蔡嘉芳並非黃任鴻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仍於112年5月29日晚間某時，前往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一隊（下稱：中打六隊一）與黃任鴻律見時，向黃任鴻表示：其「是蔡小姐請來的」等語，黃任鴻因而知悉林淑琴係鄭仲銘僱請之蔡嘉芳所介紹而來之辯護人，故請林淑琴後續與其子黃O嘉聯繫，並告知林淑琴有關黃O嘉之手機號碼。林淑琴於當日律見後，先向蔡嘉芳回報：「今天沒有要訊問，明早開始」一事，另於同日晚間回家後撥打手機與黃O嘉聯繫，向其表示：「你父親要我案子以後與你聯繫」等情。又於112年5月30日上午9時40分許，林淑琴再次前往中打六隊一陪詢，黃任鴻於加重竊電案件該次警詢時供稱略以：我用的車子車主是蘇純瑛，我跟她借來開的；她是我朋友鄭仲銘的配偶等語，及自承：「（問：承上，薪10萬元、14萬元、5萬元不等的錢，是否為金主每月提供給你的維護及管理礦場的薪資？）不是」、「這些都是蘇純瑛每個月借給我的，蘇純瑛都是用匯款到我臺中市烏日區農會的帳戶，或直接拿現金給我」、「因為我跟蘇純瑛說我要投資比特幣挖礦，所以我向她借錢投資，我挖到比特幣後，再將挖礦所得還給蘇純瑛」等語，而知悉黃任鴻經營之礦場與鄭仲銘、蘇純瑛有金錢往來。當時員警自黃任鴻手機內使用之虛擬貨幣礦場app發覺尚有3處礦場正常運轉中，且自黃任鴻處共扣得16組礦場鎖匙，乃陳報承辦檢察官上情。

四、黃任鴻經移送臺中地檢署複訊後，於112年5月30日下午4時37分許，在臺中地檢署第一偵查庭內，檢察官先訊問黃任鴻是否仍有3處礦場未查獲，黃任鴻表示確有位於臺中市中華路、忠明路、臺灣大道之礦場尚在經營運轉等情，檢察官立即訊問黃任鴻是否同意警方於隔日前往搜索，並會同臺電人員斷電，避免產生公安危險疑慮，黃任鴻當庭應允之，林淑琴當庭陪偵亦在場而知悉前述3處礦場未查獲等情。詎林淑琴、蔡嘉芳均明知林淑琴身為執業律師，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林淑琴所獲知「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重要事項，應僅限偵辦該案犯罪嫌疑人刑事犯罪之承辦、協辦人員及為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辯護人知悉，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不得公開、揭露、非正當目的之使用與洩漏他人，林淑琴、蔡嘉芳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聯絡，先由林淑琴於112年5月30日下午5時39分許，即前述黃任鴻偵訊結束後，以其所有、ASUS廠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與蔡嘉芳所有、APPLE廠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透過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聯繫，向蔡嘉芳說明黃任鴻聲押原因並表示略以：檢察官要求黃任鴻提供3處礦場地址；辯護方向為希望黃任鴻配合檢座調查，可以放出來等消息，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藉由蔡嘉芳轉知而洩漏予當時同在一處之鄭仲銘、黃O嘉知悉，使黃O嘉、鄭仲銘得以知悉偵查過程、檢方目前掌握之事證。鄭仲銘、黃O嘉知悉上情後，為免遭檢警查緝，經鄭仲銘催促黃O嘉，黃O嘉隨即於112年5月30日晚間及翌日（31日）凌晨，將前述臺中市中華路、忠明路、臺灣大道之3間礦場設備全數搬至黃任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前方倉庫內。嗣員警於112年5月31日上午，帶同在押之黃任鴻前往該3處礦場執行同意搜索扣押時，始發覺前述3處礦場內之設備已遭搬空。嗣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9月11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下稱中機站）調查官持搜索票，分別前往悅成法律事務所林淑琴辦公室、蔡嘉芳位於彰化縣○○市○○路000巷00弄000○0號住處執行搜索，扣得林淑琴所有之上開ASUS廠牌手機1支（含SIM卡1張）、蔡嘉芳所有之上開APPLE廠牌手機1支（含SIM卡1張）。

五、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以下判決內容除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外，其餘案外人均僅稱姓名）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㈠上訴人即被告林淑琴（下稱被告林淑琴）及其辯護人爭執下列被告林淑琴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分述如下：

2.證人黃O嘉於112年7月6日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見本院卷第425頁）。被告林淑琴及其辯護人雖爭執此部分之證據能力，然此部分陳述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對證人黃O嘉進行詰問確認，而為證人黃O嘉於具結後證稱：「（問：這個案子之前在地檢署也有作過筆錄，對不對？）有。（問：一個女的檢察官？）嗯。（在她面前講的話都是出於你的自由意志，對不對？）對。（問：檢察官也沒有教你應該怎麼講，對不對？）對。」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可佐（見原審卷二第71頁之諭知具結、第107-108頁之證述、第147頁之結文），可見上開證人黃O嘉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部分，已成為原審審理時具結後之證述內容一部分，故而證人黃O嘉上開偵查中陳述內容既已成為原審結證之陳述內容，自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蔡嘉芳及其辯護人爭執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第205、425頁），因未據本院引為認定被告蔡嘉芳有罪之證據，爰不贅述證據能力之有無。

㈢其餘本院以下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林淑琴、蔡嘉芳及其等之辯護人對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檢察官、被告林淑琴、蔡嘉芳及其等之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423-43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核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顯然過低之情事，依各該陳述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不適當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之自白

㈠被告林淑琴及其辯護人爭執被告林淑琴於112年9月11日偵查供述之證據能力，主張證人黃O嘉於偵、審程序中，從未曾證稱：「被告林淑琴在『112年5月30日下午5時39分這通電話』，『蔡嘉芳』有將林淑琴所說『檢察官要黃任鴻提供』未查獲3個礦場的地址，『轉達給黃O嘉及鄭仲銘知悉』」，詎料，檢察官竟於偵訊被告林淑琴時，以「黃O嘉表示，你當時有打電話給蔡嘉芳說檢察官要黃任鴻提供未查獲3個礦場的地址，是否如此？」為不正訊問。上開檢察官以黃O嘉未證稱之證詞，進行暗示，足使被告林淑琴發生錯覺之危險，致為異其記憶之陳述之不正誘導，從而被告林淑琴於不正誘導下所為之所有供述，係檢察官違法取證，即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而證人黃O嘉於112年7月6日偵訊時確有供稱：「（問：這樣鄭仲銘怎麼知道有那3個礦場？）開庭律師在場，律師有打電話口頭跟我們【按：指證人黃O嘉及被告蔡嘉芳】講，講我爸開庭時跟你們【按：指檢警】說什麼，我有點忘記，我只知道我爸要提供這3個位置在哪，因為警方有去查不知道位置，我爸要提供，他【按：指律師即被告林淑琴】就跟我講這個」等語（見偵56940卷第35-36頁）。依證人黃O嘉上述可知，被告林淑琴有打電話口頭告知證人黃O嘉及被告蔡嘉芳關於黃任鴻要提供該3處礦場地址一事，則檢察官藉此證人黃O嘉之供述追問被告林淑琴如前所述之言語，諒屬偵查技巧之應用，並非憑空毫無所本之誘導訊問，況被告林淑琴之供述內容，亦未見附和檢察官所詢問題（見偵45110卷一第271-273頁），益徵被告林淑琴無何受到誘導之狀況。此外，查無其他事證可認檢察官該次訊問有以何不正方法取供，則被告林淑琴此部分自白與下述其他證據（詳後理由欄貳所述）所認定之事實相符者，自得為證據，被告林淑琴及其辯護人爭執此部分自白之證據能力，亦無可採。

三、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林淑琴對於犯罪事實之辯解、本案上訴意旨及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述如下：

1.訊據被告林淑琴對於其為執業律師，經由被告蔡嘉芳之女曾O雯介紹案件，取得被告蔡嘉芳之聯繫方式，受被告蔡嘉芳之託，前往中打六隊一與黃任鴻律見，擔任黃任鴻加重竊電案件偵查中之辯護人，因業務關係知悉偵查內容之事實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2-47、198-199、445-446頁），惟矢口否認有何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犯行，辯稱略以：我擔任黃任鴻陪偵律師，之前未接觸過任何與加重竊電案件相關之案情，是於112年5月30日警詢時才第一次聽到蘇純瑛的名字；之後112年5月30日下午5時39分這通，我在警詢、偵訊筆錄所記載有說的是有告知蔡嘉芳說明黃任鴻為什麼被押，有說是否有其他礦場還有3處礦場等語，這部分有被記載在起訴書第6頁，編號㈠，待證事實第1小點；我應該有跟蔡嘉芳提及有3處礦場，提及的原因是第1次聲押庭開完的時間點，我當時要說我們等一下要開羈押庭，要拼不要被羈押，黃任鴻也會配合檢座的調查，然起訴書所載有3處礦場還未尋獲，檢察官要求黃任鴻提供3處礦場地址部分，經我比對證人之筆錄，這是黃O嘉所述，我並未說要再帶去查等情。

2.被告林淑琴之辯護人辯護（含上訴）意旨略以：

⑴被告林淑琴陪偵與偵查中辯護費用均與一般律師收費標準相符，並未超出常情，當無洩密之動機，且介紹此黃任鴻案件之曾O雯僅係表示為長輩朋友之案件，待被告林淑琴與黃任鴻碰面後，亦有確認被告蔡嘉芳與黃任鴻間無親戚關係，黃任鴻未為反對之意並表示知悉是其兒子黃O嘉協助找律師，無論係黃任鴻、黃O嘉或蔡嘉芳均未透露其等之間與金主鄭仲銘之關係，之後被告林淑琴與黃O嘉、被告蔡嘉芳一同討論案情，確係為保護黃任鴻之合法權益，並非為串證、湮滅證據，實際上係黃O嘉與其同意在場討論案情之蔡嘉芳才是向鄭仲銘透漏偵查訊息者；況鄭仲銘搬走未查獲礦場設備之指示，係於被告林淑琴接受本案委任前之112年5月29日，即已要求黃O嘉去滅證，因黃O嘉拖拖拉拉未完成，方才延至112年5月30日晚間搬運，起訴意旨認係因被告林淑琴洩密，鄭仲銘才要求黃O嘉搬走礦場設備，與事實不符。

⑵檢察官於聲請羈押書附件記載「又被告供稱其仍有另外3處挖礦場尚未經警查獲...且迄今對上開3處挖礦場詳細地址尚未說明，員警仍無法與臺電人員前往搜索，如未予羈押，實有湮滅證據之虞，實有對被告為羈押禁見之必要。（如准予羈押，將借提被告同意搜索）」此段文字意旨與「

行搜索扣押」之意旨相符。惟檢察官就「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意旨，既未予遮掩或封緘，顯見檢察官不認為此消息屬於應秘密之事實甚明。則原審法院一方面認為被告林淑琴陪同黃任鴻偵訊所獲知「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重要事項，屬於應秘密之事項，故被告林淑琴將前開消息告知被告蔡嘉芳構成洩密行為；一方面卻又認為檢察官就前開重要事項未予遮掩，故前開重要事項不屬於應秘密之事項，而被告林淑琴將載有前開消息之羈押聲請書、押票及附件等文件，交付給被告蔡嘉芳，不構成洩密行為。前後理由顯然互相矛盾。

⑶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黃任鴻時，當庭諭知：「你等一下會到法院，如果法院把你押起來的話，那就是明天再把你借出來，我們去那三個點看看」等語。黃任鴻及林淑琴皆當庭獲知，斯時黃任鴻並未裁定被羈押禁見，黃任鴻如被交保，其亦能自行告知他人該訊息。檢察官為偵查程序之主導者，熟知案情與偵查動態，更能知悉礦場之所有權認定或現場調查是否具有其他阻擾或影響因素。檢察官既當庭諭知前開消息，嗣檢察官也將該訊息記載於羈押聲請書，足見檢察官並未認定「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消息，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而應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等情。被告林淑琴即便告知被告蔡嘉芳，亦不構成洩密犯行。

⑷檢察官聲請羈押時，未就偵查消息予以遮掩、封緘或分卷，請求法院限制被告及辯護人獲悉，而直接記載於羈押聲請書、理由書時，已足認前開偵查消息確定不具應秘密事項之性質。至於法院是否准予覊押、押票或其附件是否載有偵查消息、押票是否合法送達，均非所問。蓋應秘密事項，應係指檢察官指明限制被告及辯護人獲知之偵查消息而言，反之檢察官未指明部分，不具秘密性質。檢察官於羈押聲請時，若未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者，即表示該羈押聲請書之內容無保密之必要。若有保密之必要者，檢察官須另行分卷敘明理由，不會出現在羈押聲請書上，是該羈押聲請書即非屬應秘密事項。再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0條後段規定，法院得以聲請書為附件予以引用。若立法者認羈押聲請書為應秘密之文書，豈會規定得做為附件予以引用？亦顯見羈押聲請書不具秘密性。又押票送達時間，常因郵務機關是否營業、受送達人是否在家等偶然因素而不可預期。倘如原審法院所述，以押票及附件合法送達，作為羈押聲請書所載偵查消息失卻秘密性之判斷基準，則行為人將因裁定送達前、後，將偵查消息轉知他人，而分別成立或不成立洩密罪，其區別之實益為何？所要保護法益又為何？顯不合理。實則，檢察官一旦聲請羈押獲准，法院勢必製作押票分送被告指定親友。則押票附件所載偵查消息，至少在法院製作押票時，已經確定將被公開揭露。故何時送達、是否合法送達，並非影響偵查消息喪失秘密性之因素。況檢察官將偵查消息記載於羈押聲請書時，當可預見法院將來可能將羈押聲請書引為押票附件、或將羈押聲請書內容記載於押票或其附件上，並造成公開揭露之效果。則依檢察官之行為可知，偵查消息未經檢察官分卷遮掩或封緘，反而記載於羈押聲請書內時，即可確認檢察官認為該消息並非應秘密事項。再查，案件之被告亦非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所列不得公開或揭露偵查消息之人員。則案件之被告於偵查或羈押程序中，得悉檢察官未予遮掩、封緘之偵查消息，且未經法院裁定羈押，仍可能將偵查消息告知他人，由此可見偵查消息是否被記載於押票或其附件上，並非影響偵查消息喪失秘密性之因素。

⑸退萬步言，縱被告林淑琴將「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消息，告知被告蔡嘉芳，其目的在於向黃O嘉提供黃任鴻之辯護方向，並無使消息公開揭露之故意。茲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之文書、圖書、消息或物品」，除是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守密者外，還需就該內容性質及持有人利用之目的等主客觀方面予以認定，秘密之範圍並非固定不變。又按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明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爲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辯護人依法令在有保護合法權益必要下，執行法定職務時，可以向必要範圍對象，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而所謂「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櫂益之必要」，包含為調查證據而為嫌疑人行使防禦櫂之必要；所謂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之人，所指必要亦包含於法定權限範圍內有調查證據或輔佐調查證據之人。被告林淑琴偵查所述內容係說明辯護方向，蓋黃任鴻因受檢察官聲請羈押，其救濟途徑無非是抗告或聲請停止羈押等程序。此際，被告林淑琴既擔任黃任鴻之辯護人，除應向其家屬黃O嘉報告開庭經過外，也應協助家屬評估是否有提起後續救濟之必要。黃任鴻當時具備之羈押原因有可能是礦場設備等證據，則被告林淑琴所告知：黃任鴻會配合調查等，係能讓羈押原因消滅，取得具保、停止羈押之機會等意旨，確實是在履行報告義務及告知辯護方向。再者，律師受委任提起抗告或聲請停止羈押，通常屬於有償行為。倘黃O嘉等家屬完全不暸解黃任鴻究竟有無具保、停止羈押之可能性，如何評估是否付費，委任律師提出救濟？況被告林淑琴被派案前，不認識黃任鴻、鄭仲銘、蔡嘉芳、黃O嘉等人，更遑論暸解渠等彼此間之關係。對於被告林淑琴而言，被告蔡嘉芳單純扮演與黃O嘉聯繫之角色，故被告林淑琴縱將「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消息，告知被告蔡嘉芳，其目的在於由被告蔡嘉芳將前開報告內容、辯護方向轉知給黃O嘉。被告林淑琴主觀上並未認知被告蔡嘉芳會將前開消息轉知給其他人，也未認知會招致事證遭湮滅之結果。反而，被告林淑琴係建議黃任鴻配合檢警機關調查，主動供出礦場位置，換取具保之機會。據此，被告林淑琴縱將「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消息，告知被告蔡嘉芳，其主觀上並無使消息公開揭露之故意。

⑹原判決經調查後，已確定鄭仲銘係於112年5月29日即要求黃O嘉前往處理未查獲之礦場，黃O嘉有於112年5月29日晚間至112年5月30日凌晨為買手套、拿鑰匙等動作，可見其確實並非聽聞被告蔡嘉芳轉知黃任鴻將配合調查才開始處理此事。黃O嘉於112年5月29日即知悉3個礦場未查獲並要去搬走等事實，詎原判決竟能以林淑琴有於5月30日17時39分之通話紀錄，推論出黃O嘉有因考慮黃任鴻不知道什麼時候陪同檢警搜索，而決定知悉上開消息後立即進行搬運，被告林淑琴有實質造成偵查結果洩密作為云云，顯無理由。

⑺黃O嘉與被告蔡嘉芳間具有委任關係，委任範圍是被告蔡嘉芳受任協助黃O嘉與被告林淑琴溝通聯繫，是以被告林淑琴縱使有將前開「檢察官經黃任鴻之同意，將前往偵訊時提及之3處礦場執行搜索扣押」之重要事項向被告蔡嘉芳陳述，被告林淑琴乃就委任事項履行報告義務，且屬維護黃任鴻防禦權有必要之行為，難認有洩密行為。

⑻綜上，原判決確有違誤，請鈞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林淑琴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

㈡被告蔡嘉芳對於犯罪事實之辯解、及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述如下：

1.訊據被告蔡嘉芳對於其當時為鄭仲銘之會計，鄭仲銘知悉黃任鴻涉犯加重竊盜案件，經警於112年5月29日搜索黃任鴻住處，及以鄭仲銘為金主與之經營位於臺中市臺中路、中山路、中興路之虛擬貨幣礦場等地，並拘提黃任鴻到案説明後，即請被告蔡嘉芳為黃任鴻尋找並委任辯護人，被告蔡嘉芳乃透過在律師事務所任職之女兒曾O雯於112年5月29日下午3時55分許，聯繫被告林淑琴律師擔任黃任鴻之辯護人。嗣被告林淑琴當庭陪偵而知悉前述3處礦場未查獲等情，於112年5月30日下午5時39分許偵訊結朿後，被告林淑琴以其所有手機透過LINE向被告蔡嘉芳說明黃任鴻聲押原因，並表示略以：檢察官要求黃任鴻提供3處礦場地址；辯護方向為希望黃任鴻配合檢察官調查，可以放出來等消息。被告蔡嘉芳有將被告林淑琴所提及之上開偵查消息轉知予在場之鄭仲銘、黃O嘉知悉等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6-217頁被告蔡嘉芳之辯護人所撰刑事準備暨答辯狀所載），惟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係因黃任鴻向被告林淑琴要求後續與其子黃O嘉聯繫，而被告林淑琴僅有被告蔡嘉芳通訊軟體LINE之聯絡方式，被告林淑琴必須經由被告蔡嘉芳代其向黃O嘉傳話。被告蔡嘉芳因與被告林淑琴聯繫時，係與鄭仲銘、黃O嘉同在一處，遂將通話內容以擴音方式將被告林淑琴所提及之上開偵查消息轉知予在場之鄭仲銘、黃O嘉知悉等語。

2.被告蔡嘉芳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⑴被告蔡嘉芳僅係單純在接收被告林淑琴所提供之秘密後再另行轉交予第三人，而非二人基於共同行為決意及行為分擔將秘密交付予鄭仲銘、黃O嘉，故被告蔡嘉芳無由與被告林淑琴成立共同正犯。按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因職務上之關係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亦為身分犯之一種，若無該「特定關係（因職務上關係知悉國防以外之秘密）」之人與該非公務員共犯該罪時，依同法第31條第1項規定，雖應論以共犯；但以該無身分關係者與有特定關係者共同將國防以外之秘密洩漏予「他人」始克相當。倘該有特定關係者洩密之對象即為該無身分關係之人時，該無身分關係者乃有特定關係者洩密之相對人，尚不能依上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共同正犯論處。

⑵「偵查不公開」僅對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有適用。準此，僅被告林淑琴為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規定負保密義務之人，而被告蔡嘉芳則為無身分關係之人。倘被告蔡嘉芳與被告林淑琴間並無共同行為決意，而被告蔡嘉芳僅係在單純被動接受被告林淑琴所告知之事務後，再另行轉知予第三人，則被告蔡嘉芳即不成立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及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共同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⑶被告蔡嘉芳於被告林淑琴告知關於112年5月30日臺中地檢署偵查庭之內容後，再向鄭仲銘、黃O嘉轉達乙節，因被告蔡嘉芳於主觀上無洩密之故意，且被告蔡嘉芳亦欠缺與被告林淑琴間之共同行為決意，故此部分行為並不成立共同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蓋被告蔡嘉芳之所以代被告林淑琴向鄭仲銘、黃O嘉轉達當日偵查庭之內容，誠如前述，係因被告林淑琴與黃任鴻之子黃O嘉並無順暢之溝通管道，被告林淑琴方退而求其次，經由介紹人即被告蔡嘉芳轉達辦案進度。被告蔡嘉芳係欠缺法律專業之素人，並無智識可以判斷律師所告知之事務是否屬於應秘密事項，自然僅能基於對律師之高度信任，認為既然律師已經主動交代偵查庭之內容並希望被告蔡嘉芳轉達，則被告蔡嘉芳自無從認知「檢察官要求黃任鴻提供3處礦場地址」、「辯護方向為希望黃任鴻配合檢座調查，可以放出來等消息」等節是否應秘密而不得洩漏之消息。被告蔡嘉芳顯然欠缺對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構成要件之認知，則被告蔡嘉芳即不可能有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故意。

⑷進一步而言，假鈞院認為被告林淑琴所辯，伊不知悉被告蔡嘉芳有將通話內容轉述予鄭仲銘、黃O嘉知悉乙節為可採，則本件即屬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被告林淑琴以無身分關係之被告蔡喜芳為洩漏秘密對象之情事，自不能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共同正犯論處被告蔡嘉芳。且因前揭偵查情況已因被告林淑琴之洩密行為而喪失秘密性，而被告蔡嘉芳復非基於執行會計業務而知悉之，則被告蔡嘉芳再將該偵查狀況告以鄭仲銘、黃O嘉，其行為自亦不該當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⑸若鈞院認為檢察官上訴所稱，被告林淑琴之洩密對象為鄭仲銘、黃O嘉乙節為真，則被告蔡嘉芳之角色僅係作為被告林淑琴與鄭仲銘、黃O嘉間之傳聲筒，被告蔡嘉芳僅單純提供手機作為上開人等聯絡之工具，不應成立共同正犯。蓋此種律師與非當事人間之聯絡並不應當被假定為洩密：以本案而言，若被告林淑琴經由被告蔡嘉芳所提供之手機聯絡黃O嘉，並僅告知目前的訴訟策略為認罪並且爭取具保不羈押，請黃O嘉準備一定數額之交保金額，則此作法顯然不可能涉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由此可見，被告蔡嘉芳作為律師與其當事人兒子間之聯繫窗口、提供手機作為中間聯繫工具等節，其僅係中性社會行為。故被告蔡嘉芳之行為是否成立犯罪，更應該進一步考察被告蔡嘉芳是否有積極促使或消極不阻止被告林淑琴洩密之主觀犯意、客觀行為分擔。惟作為法律素人之被告蔡嘉芳，實際上並無法判斷被告林淑琴所述或自身所詢問者是否為應秘密之事項，倘若被告林淑琴主動暴露應秘密之事項，被告蔡嘉芳並無從阻止；倘若被告蔡嘉芳探問應秘密之事項，而被告林淑琴亦並未完全遵守律師倫理、即時糾正而率予回答，則被告蔡嘉芳亦無從發現自身提問有何不妥而放棄追問。由此可見，無法律專業之被告蔡嘉芳於前揭情節中僅處於「工具性」之地位，其僅係提供手機作為中介使被告林淑琴與鄭仲銘、黃O嘉聯繫，卻無法控制被告林淑琴是否講述應秘密之偵査事項。故縱使檢察官上訴所主張之情節為真，則被告蔡嘉芳仍顯然並未將被告林淑琴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而被告蔡嘉芳提出手機作為通訊工具之行為對於犯罪之實現亦不具功能性支配之地位。

⑹綜上所述，被告蔡嘉芳顯然欠缺違反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故意，且無論被告林淑琴或檢察官上訴主張何者可採，本件均不得對被告蔡嘉芳以洩密共同正犯之罪責相繩。

㈢經查：

1.被告林淑琴為執業律師、被告蔡嘉芳係黃任鴻所為竊電之虛擬貨幣礦場金主鄭仲銘、蘇純瑛所雇用、於其等經營之「玖玖零醫美診所」擔任會計工作。被告蔡嘉芳透過在律師事務所任職之女曾O雯介紹，於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時間，聯繫被告林淑琴擔任涉犯加重竊電案件之黃任鴻之辯護人。被告林淑琴、蔡嘉芳即分別有於犯罪事實欄三所示之時間或互相、或與黃O嘉，以電話或口頭聯繫。被告林淑琴並於犯罪事實欄三、四所示時地陪詢黃任鴻，獲悉黃任鴻於警偵詢中所述之內容，其間黃任鴻曾表示確有位於臺中市中華路、忠明路、臺灣大道之礦場尚在經營運轉等情，被告林淑琴因當庭在場陪偵而知悉前述3處礦場未查獲一節。嗣被告林淑琴於112年5月30日下午5時39分許即前述黃任鴻偵訊結束後，有以其所有之前開手機，與被告蔡嘉芳所有之前開手機，透過LINE聯繫。另鄭仲銘有催促黃O嘉，黃O嘉隨即於112年5月30日晚間及翌日凌晨，將前述臺中市中華路、忠明路、臺灣大道之3間礦場設備全數搬移。之後員警於犯罪事實欄四所示時間，帶同在押之黃任鴻前往該3處礦場執行同意搜索扣押時，始發覺前述3處礦場內之設備已遭搬空等事實，除分據被告林淑琴、蔡嘉芳各為前述坦承或不爭執外（見本院卷第42-47、198-199、445-446頁之被告林淑琴供述、本院卷第216-217頁被告蔡嘉芳之辯護人所撰刑事準備暨答辯狀所載），並經證人黃任鴻、黃O嘉、鄭仲銘分別證述明確，另有如附表一所示書證在卷可查（卷頁均詳見附表一）及上開手機各1支扣案可資佐證，除堪認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之上開自白供述與部分事實相符，足以採信外，前述客觀事實亦堪以認定。

5.證人黃O嘉於原審法院審理時證稱：「（問：【請提示112年偵字第56940號卷第52頁黃O嘉112 年8 月2日偵訊筆錄）倒數第二個問，你在5月29日晚上就跟連純儀說因為要去把剩下的全部關掉東西載走，檢察官提示對話你說剩下三場礦場都還有在動，我去滅證的那三場，檢察官再問你為何29日就急著去關掉？你說鄭仲銘說的，他是說愈快愈好，你是29日鄭仲銘就跟你講，跟你剛剛說的30日不一樣？）他29日是叫我去關掉，30日叫我去搬。」、「（問：【請提示偵字第56940 號不公開卷第19至42頁黃O嘉與連純儀之對話記錄）0000-00-00　00：58，你跟連純儀說有三個地方要跑。0000-00-00　00：00，你跟她說在等鑰匙，有一個地方的鑰匙在別人那裡，這個所謂的鑰匙是你剛剛講的說，有一個大門的鑰匙是在別人那裡，是這個意思？）對。（問：不是那個礦場備份的鑰匙？）那一棟有分一、二樓，進去只能從大門進去，一樓是那個人在開花店，她理所當然會有鐵門的鑰匙。（問：你們的礦場是在幾樓？）在二樓。（問：需要那個鑰匙才能進去就對了？）對，才能到二樓。（問：進去之後二樓還有鑰匙？）對。」、「（問：【請提示偵字第56940 號不公開卷第19至42頁黃O嘉與連純儀之對話記錄）0000-00-0000：01，要先去買手套。要買手套做什麼事情？）要去切斷電源。（問：為什麼會想要切斷電源？切斷哪裡的電源？）礦場，因為不要讓礦場繼續營運。（問：所以要去買手套？）對。（問：這個案子後來警察有蒐證，從監視器看到你是5月31日凌晨才拍到你的車還有搬家公司的車去搬礦場，對嗎？）對。（問：你剛剛有回答律師說，你的印象在31日凌晨去搬的前一個晚上，有在鄭仲銘家，對嗎？）嗯。（問：為什麼會討論到後來就決定在半夜去搬了？）我想說趕快去搬一搬，我也不知道爸爸他們什麼時候會去看。」等語（見本院卷卷二第104、109-112頁）。證人黃O嘉雖先證稱鄭仲銘係於112年5月29日即要求其前往處理未查獲之礦場，並有於112年5月29日晚間至112年5月30日凌晨為買手套、拿鑰匙等動作，可見其確實並非聽聞被告蔡嘉芳轉知黃任鴻將配合調查才開始處理此事，然其係於112年5月30日晚間至112年5月31日凌晨時才實際搬走未查獲礦場內之設備，亦有礦場搬運蒐證影像翻拍與對照人別照片（見偵45110卷二第27-39頁）附卷可查，且其已於原審法院審理時詳細為上開陳述：「我想說趕快去搬一搬，我也不知道爸爸他們什麼時候會去看。」之動機，足認證人黃O嘉的確有因考慮黃任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陪同檢警進行搜索，而決定於知悉上開被告林淑琴、蔡嘉芳洩漏之消息當晚立即進行搬運，更可證被告林淑琴於112年5月30日黃任鴻上開偵訊後之同日17時39分許，與被告蔡嘉芳通話，由被告蔡嘉芳轉知黃O嘉、鄭仲銘之上開事項，實質影響加重竊電案件搜索、扣押之偵查作為結果，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予以洩漏斯時，此確屬於偵查不公開之秘密內容無訛，而非得任意揭露予他人之非秘密消息。至被告蔡嘉芳雖於原審審理時改稱：被告林淑琴在電話上沒有跟我講到礦場的事等語（見原審卷卷二第219頁），然此與上開證據均不相符，亦與其在偵訊時證稱略以：被告林淑琴是在查完礦場後才跟我講說要提抗告，說查完了可以提抗告具保停押等語 (見偵45110卷一第145頁)不同，互有矛盾，顯係被告蔡嘉芳為免牽連自身所為之卸責之詞，均無從憑採，難以對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為有利之認定。

6.被告林淑琴係被告蔡嘉芳所找、為黃任鴻竊電案件辯護之辯護人，此情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蔡嘉芳並非法定具有一定親屬關係而得為黃任鴻委任辯護人者，參以黃任鴻所涉竊電案件之委任狀上係黃任鴻親自簽名（見偵56940卷第21頁之委任狀影本），連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所述律師係蔡嘉芳代黃任鴻之子黃O嘉找的等語中指稱之黃O嘉猶姑隱其名、未具名委任，可見被告林淑琴、蔡嘉芳對於被告蔡嘉芳或其他非親屬關係之鄭仲銘、蘇純瑛等人無權委任、無法在此刑事案件中取得任何訴訟地位，其等更不得插足於本件刑事案件中等情，顯為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知之甚詳。且被告林淑琴已透過黃任鴻得知其家屬即其子黃O嘉之連絡電話，卻捨此直接聯繫途徑不為，而以LINE與被告蔡嘉芳聯繫，再由被告蔡嘉芳聯繫黃O嘉，此舉明顯係讓形式上與本案無關之被告蔡嘉芳獲悉所有偵查內容，再藉由被告蔡嘉芳之轉告，讓同非被告林淑琴辯護對象之黃O嘉、鄭仲銘得知偵查內容，且適巧被告林淑琴所透露之偵查內容正與虛幣挖礦礦場之金主鄭仲銘、與黃任鴻共同從事挖礦之子黃O嘉2人所牽涉之礦場有關，更使得黃O嘉依鄭仲銘先前指示，即刻迅速搬離礦場設備，以上諸情時機之巧，適正說明被告林淑琴透過被告蔡嘉芳有意告知偵查方向，使黃O嘉、鄭仲銘得以預先防備，避免追贓造成損害擴大，甚至遭循線追查上游等目的，被告林淑琴所為顯非以維護黃任鴻（委任人即另案被告）利益為目的，而係基於維護可能涉案之鄭仲銘、黃O嘉等人，避免其等遭查獲或查扣贓物設備之違法利益考量，依前述說明，自非辯護權之合法行使，被告林淑琴乃以辯護權為名而行洩露及阻撓偵查方向、防止追贓、脫免他人刑事責任之實甚為明確。被告2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辯稱被告林淑琴告知之內容為辯護權行使之範圍云云，衡為卸責之詞，不足採取。

7.被告蔡嘉芳係依鄭仲銘指示為黃任鴻找被告林淑琴擔任該竊電案件之辯護人，且被告林淑琴告知前開偵查內容時，黃O嘉與被告蔡嘉芳正在鄭仲銘住處討論本案，被告蔡嘉芳將被告林淑琴所透露之偵查進度等悉數使鄭仲銘、黃O嘉知悉，此情除被告蔡嘉芳大部分不予爭執如前述外，並據證人黃O嘉結證在卷（見偵56940卷第33-45頁、原審卷二第107-108頁證人黃O嘉具結證稱於偵訊時所述均出於自由意志等語可稽）。而被告林淑琴明知被告蔡嘉芳與黃任鴻無親屬關係（此據證人即被告蔡嘉芳於偵查中結稱明確，見偵45110卷一第141頁），倘如被告蔡嘉芳供稱其係向被告林淑琴表示乃幫忙黃O嘉尋找律師而已（見同上頁），則找好後即已協助完成，何以被告蔡嘉芳仍繼續與被告林淑琴聯繫、詢問偵查進度，被告林淑琴亦一再向被告蔡嘉芳回報，此情有偵45110卷一第81-85頁之被告蔡嘉芳與林淑琴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證，由此可見被告林淑琴、蔡嘉芳2人間之聯繫並非為黃任鴻或黃O嘉而來，而係為被告蔡嘉芳代表之背後勢力而來。參以被告林淑琴與被告蔡嘉芳之女曾O雯間之下列LINE對話紀錄（見偵45110卷一第107頁）：

更可看出被告林淑琴知悉被告蔡嘉芳背後另有實質決定權之人。再依事後曾O雯於112年7月6日12時17分向被告林淑琴表示「律師 再麻煩您方便時與我聯繫 黃任鴻案件有一些狀況想與律師回報」，被告林淑琴於下午1時10分表示「好 晚點回電」，之後即於下午1時19分撥打LINE電話與曾O雯語音通話1分54秒，待翌日上午10時33分曾O雯再向被告林淑琴表示「律師 請問您方便通話嗎？想與您說明昨天黃任鴻兒子的狀況」，被告林淑琴旋於上午10時34分表示「可以」，之後曾O雯撥打LINE電話與被告林淑琴語音通話1分58秒後，被告林淑琴於上午10時42分表示「已聯繫上蔡小姐 目前我先避免和黃先生的兒子有接觸」，曾O雯隨即表示「好的 律師辛苦了!再麻煩您 我也會請蔡小姐那邊多加注意」等情（見偵45110卷一第111-112頁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均足見被告林淑琴雖擔任黃任鴻之辯護人，卻將黃任鴻案件之處理內容向被告蔡嘉芳說明；甚至因112年7月6日證人黃O嘉於檢察官偵訊時表示「問：現在偵訊是否需要請你警詢委任的林俊賢律師到庭？）不用。（問：為何？）因為律師是我老闆請的，老闆是鄭仲銘，感覺他是來監視我的 ，會影響到我。...（問：你爸爸的律師是誰請的？）也是鄭仲銘。（問：那個律師【按：指被告林淑琴】都跟誰聯絡？）有跟我聯絡也有跟我媽聯絡，跟鄭仲銘的會計蔡嘉芳有聯絡」等語（見偵56940卷第33-34頁），暗示自己與父親黃任鴻案件之辯護人均係鄭仲銘所雇請，可能並非為其等利益辯護一節後，曾O雯即與被告林淑琴討論相關事宜，被告林淑琴得知此情後除向被告蔡嘉芳聯繫，更表示要避免與黃O嘉接觸，則被告林淑琴身為黃任鴻之辯護人，除事事與被告蔡嘉芳聯繫外，竟欲避免與黃任鴻之家屬即其子黃O嘉接觸，其所為豈是辯護人應為之舉止，被告林淑琴擔任黃任鴻辯護人之用意顯然可疑，況證人黃O嘉另證稱：「（問：為何你爸爸現在的律師改委任常照倫律師？）原本的律師（按：指被告林淑琴）是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