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民國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二０八二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民國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二０八二號

上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丁○○

選任辯護人

酈長春

被告

戊○○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丙○○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審判決（民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二六號，起訴案號：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民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六八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與戊○○共同基於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營利之概括犯意聯絡，自民國（下同）八十七年六月間起至同年十一月間，先由購毒者以電話與被告丁○○聯絡，再由購毒者至彰化縣員林鎮○○○街十八巷十五號被告丁○○住處，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或由購毒者在被告丁○○住處先將購毒款項交與被告丁○○，被告丁○○再外出拿取所購毒品交由在其住處等候之購毒者；或由購毒者先將購毒款項交與被告丁○○後，被告丁○○即要求購毒者前去其住處巷口等候，再由被告戊○○將毒品交與購毒者等方式，以每小包新台幣（下同）一千元或每半錢（重約一．八公克）九千元之價格，連續販賣第一級毒品予乙○○（其綽號係老虎，先後購買四次，總購買金額一萬三千元）及綽號「耀宗」、「志雄」、「小琪」、「科庭」、「邱仔」、「蕭仔」、「阿修」、「阿濱」、「阿龜」、「阿華」等人多次圖利。嗣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十六時許，在上址為警查獲，並扣得安非他命一包毛重一公克、海洛因一包淨重一．四三公克、研磨機一台、磅秤一具、帳簿一本、勺子二支、安非他命吸食器二枝、空夾鏈袋五十只、含海洛因及安非他命之夾鏈袋一只、含安非他命夾袋一只，因認被告丁○○、戊○○二人共同涉有連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之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本件訊據被告丁○○、戊○○均堅決否認涉有前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被告丁○○辯稱：其本身固有施用毒品之行為，惟伊非但未販賣毒品海洛因予乙○○，亦未販賣毒品海洛因予其他人等語；被告戊○○則辯稱：伊並未與被告丁○○從事販賣毒品海洛因之行為，且亦未交付毒品安非他命予不詳姓名之人等語。經查：（一）公訴人認被告丁○○、戊○○涉有前開販賣毒品海洛因之重要證據，係證人乙○○於警偵訊之證詞，及所謂「帳冊」內所載一萬三千元。按作為論人罪刑依據之證言固不必完全無瑕疵，惟有關重要情節處，必須不相矛盾，否則該證言即有嚴重之瑕疵，不得以有罪之證據力。查證人乙○○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伊係自八十六年底，他（指被告丁○○）退伍的時候，開始向之購買云云，惟被告丁○○係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方自軍中退伍還鄉，有退伍令一紙影本可證，顯見前開證言即有嚴重瑕疵。再者，證人乙○○於警訊曾言其向被告丁○○購買四次毒品，金額分別為四千元、九千元、九千元及一千元等語（見警訊筆錄），則其向被告丁○○購買之總金額應為二萬三千元，此與所謂「帳冊」內所載一萬三千元顯有出入，是該所謂「帳冊」是否係販賣毒品之帳冊，即屬有疑。況警察機關依帳冊所載之綽號逐一搜索偵訊，莫不是未搜扣得有關販毒之資料，即是如「阿修」即黃國修等所堅決陳稱未向丁○○、戊○○購買毒品等語，故前開所謂帳冊，當不得作為論被告丁○○、戊○○涉有販賣毒品海洛因之證據。此外，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又改稱其向被告丁○○購買海洛因至少五次云云，二者迴異，抑者，證人乙○○於警訊中所言自八十七年九月中旬起向被告丁○○購買海洛因云云，與前述之證詞，更係相差甚多，是其之證言既有前開所述之予盾與瑕疵，則當不得作為論罪之依據。本院訊之證人乙○○供稱：「被告等二人沒有賣給我一、二級毒品，因我在警訊時說有向被告買，所以後來就跟著講有了，我有欠丁○○錢，是向他借現款，原借一萬五千元，還了二千元，尚欠一萬三千元，現已還清，我前後所講證言不同，應以今日所言較正確」等語，應以該證人於本院所為之供述較為真實可採。（二）證人即承辦本件之警員廖國良固稱渠看見被告戊○○交一包藥（指毒品）給一位騎機車之人（即許玉樹）等語，惟廖國良並未攔取得所得之毒品，則何以得遽指所交之物係毒品，故其之證詞係臆測之詞，況證人許玉樹經拘提至於本院時，明白指出其向綽號「阿俊」者索討安非他命等語，而經本院提示戊○○照片供其辦認，其審認後明確陳明面容不像及警方要其表明是同一人，而其確實曾向警方指認並非同一人等語，足示所謂被告戊○○交付購毒者云云，係與事實不符之詞。（三）被告丁○○於獲案之初供承安非他命一包、勺子二支、安非他命吸食器二枝、空夾鏈袋五十只及含安非他命夾袋一只係其所有，而海洛因一包淨重一．四三公克、研磨機一台、磅秤一具及含海洛因之夾鏈袋一只係案外人「阿標」所有，此與被告戊○○及在場同被查獲者羅桂中於警訊中所供者相同，按製作該三人筆錄之警員並非同一人，且製作時間亦有前後之別，故渠三人所供互為一致之詞，當可採信。因此，公訴人以被告丁○○、戊○○僅有吸用安非他命之行為，竟持有毒品海洛因等情，論推被告丁○○、戊○○應有販賣海洛因之行為，係置被告戊○○及在場同被查獲者羅桂中之供詞不顧之舉。綜上，公訴人所憑之證據均乏證據力，故不得以之為論罪之依據。是被告丁○○、戊○○二人所辯，尚可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丁○○、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依首開說明，其犯罪即屬不能證明。

三、原審因認被告等之犯罪行為不能證明，而諭知被告等均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陳詞，認被告等均應成立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第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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