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簡字第319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1年度簡字第319號

聲請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張譽馨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0年度偵緝字第11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正犯構成詐欺取財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嘉」之成年男子與所屬詐騙集團就上開詐欺取財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被告幫助他人犯罪，為從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爰審酌被告將自己之金融帳戶資料交予詐騙集團向被害人詐取財物，等同助長犯罪，其行為已對社會交易安全產生負面影響，並增加政府查緝此類犯罪之困難，因此導致被害人受有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財產上損失，兼衡其犯罪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按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767號判決意旨，固謂：「刑法上既無「共同幫助」之情，當亦無「幫助共同」之可言」等語。然查，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所謂「正犯」依其實施該當於基本構成要件行為之行為人數，學理上尚可區分為「單獨正犯」與「共同正犯」，而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指兩個以上之單獨正犯，基於共同之行為決意，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或全部，共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故共同正犯，應就意思聯絡範圍內之全部犯罪行為與結果，共同負其責任，又基於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理論，幫助犯如係該他人實行犯罪行為過程中始予以助力者，應在其幫助故意所認知之範圍內，就該他人所應負之責任程度而負其責任。準此，本件被害人於警詢時供稱：伊接到冒充伊朋友的不知名女子的電話，一時不察而依指示轉帳至被告開設之花旗銀行高雄分行0000000000號帳戶等語（見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卷第3-4頁），而被告則於偵查供稱：伊將前揭花旗銀行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付予「阿嘉」之人云云（見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緝字第1178號卷12頁），可徵本件詐騙成員至少包含前述之「不知名女子」、「阿嘉」等人，已堪認係詐騙集團成員分工合作，共同實行本件詐欺取財犯行，再者，一般常見詐騙態樣，詐騙集團成員或出面收購存摺，或對被害人施詐，堪認至少有2名以上之成員共同施用詐術，可徵應屬相互分工組成詐欺集團之不同成員，渠等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而被告於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予詐騙集團成員之際，自難謂對此毫無認識，是以，參酌前揭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理論，本件被告自應論以幫助詐騙集團成員犯「共同」詐欺取財罪；況且，在他案被告因將其所有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與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使用，該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該金融帳戶，旋遭詐騙集團成員提領之案例中，最高法院判決即以被告犯詐欺取財案件，而於主文論以「幫助共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268號判決參照）、且於論結欄並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條文（最高法院98年度台非字第141號判決參照），或原審以被告係幫助共同正犯犯罪，而於主文論以「幫助共同」，論結欄並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條文，嗣經最高法院予以維持原審之法律適用者，亦有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78號判決參照）。是以，本件之正犯即詐騙集團成員均為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基於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理論基礎，爰於主文論以「幫助共同」，並於論結欄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條文，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