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523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523號

上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盧怡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取財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９９年度易字第１６０７號，中華民國１００年７月２６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９９年度偵字第９４９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盧怡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先於民國９９年３月１０日，在台中市北屯區○○○路○段２８６號前，竊取邱錦郎所有之牌照７７８９－ＷＥ號自用小客車，得手後，再於同（３）月１６日中午１２時許，以電話恐嚇邱錦郎稱：車子在伊手中，必須付新台幣（下同）３０萬元，否則將要燒掉車子等語，致邱錦郎心生畏懼，乃依盧某之指示，匯款３０萬元至盧某指定之台南縣仁德郵局第00000000000000號李信富帳戶，並依盧怡誠之指示，將郵政匯款執據傳真至0000000000號傳真機（按係設於台南縣仁德鄉○○路６０８號之７－１１便利商店），以資取信。迨同（１６）日２０時３０分許，盧怡誠前往前揭傳真機所在之便利商店取傳真資料時，為據報埋伏之警員當場逮捕，扣得傳真本匯款執據２張，並由盧某身上起出他人所有，可供掩飾其犯罪之行動電話２支、金融卡３張、身份證影本２張、郵政儲金簿影本１張、本票１張、空白本票１本等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竊盜及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等罪嫌云云。

二、證據能力部分：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及其他書證、物證等，檢察官及被告於準備程序，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亦無顯不可信之狀況，認均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如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待何有利之證據，亦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２９年上字第３１０５號、４０年台上字第８６號、５６年度台上字第８０７號等判例意旨參照）。又公訴案件犯罪證據之蒐集，及提起公訴後，對犯罪事實之舉證責任及指出證明之方法，均屬公訴人之職責，原則上法院僅於當事人之主張及舉證範圍內進行調查證據，其經法定程序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已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時，始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若其為訴訟上之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者，在該合理懷疑尚未剔除前，自不能為有罪之認定。法院不得以偵查機關關於某種犯罪之調查不易，即放棄上開原則之堅持，致有違背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及嚴格證明之原則，其理甚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嫌竊盜及恐嚇取財，係以被害人邱錦郎所有之牌照７７８９－ＷＥ號自用小客車在台中市北屯區○○○路○段２８６號前失竊，嗣後邱錦郎接獲恐嚇電話稱：車子在伊手中，必須付３０萬元，否則將要燒掉車子等語，致邱錦郎心生畏懼，乃依指示，匯款３０萬元至指定之台南縣仁德郵局第00000000000000號李信富帳戶，並將郵政匯款執據傳真至0000000000號傳真機（按係設於台南縣仁德鄉○○路６０８號之７－１１便利商店），以資取信，而被告盧怡誠前往前揭傳真機所在之便利商店取傳真資料時，為據報埋伏之警員當場逮捕，並有車輛協尋電腦輸入單、傳真本匯款執據２張、傳真傳送、接收紀錄單各１張等為其立論基礎。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並辯稱：我沒有偷車，也不是我去恐嚇。是「楊仔」打電話給我，叫我去領傳真而已。因為我網路遊戲欠「楊仔」錢，「楊仔」叫我領傳真可以扣抵錢，「楊仔」也把本票等交給我，叫去幫他領紅利，所以我才去便利商店等語。經查：

㈠被害人邱錦郎所有之上開自小客車，係於９９年３月１０日，在台中市北屯區○○○路○段２８６號前失竊乙節，固有被害人邱錦郎警詢筆錄、車輛協尋電腦輸入單以及臺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１００年４月８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１０００００６６９１號函暨所附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影本２紙在卷可佐。然查，檢察官起訴被告涉嫌竊盜，不外係以被害人車輛失竊後有恐嚇集團向他恐嚇取財，而被告恰好前往超商收取被害人匯款單據，因而認定被告參與竊車犯行。然觀諸臺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１００年４月８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１０００００６６９１號函所檢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２５頁），固可見一名男子竊取被害人之自小客車，雖照片上顯示之竊嫌面目模糊不清，難以清楚辯識確認，但仍可明顯看出該竊嫌未載眼鏡，而被告因左、右眼分別有近視一百多度、三百多度、及閃光一百多度、二百多度，而自國小六年級即開始載眼鏡，且因右眼有眼疾不適載隱形眼鏡，如取下眼鏡視力即糢糊不清，故須一直載眼鏡等情，則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此外由輪廓、身材等外觀上，亦可明顯辨識出被告較為高大、粗壯、魁梧等顯著差異，因而可明確判斷該竊嫌與被告係屬不同之二人。是以，尚難僅憑該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即遽為認定被告就是竊盜被害人自小客車之行為人。

㈡訊據被害人邱錦郎係指稱：恐嚇集團成員係以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00000000等門號電話向被害人恐嚇，要求匯款否則即將被害人所有之自小客車燒毀等語。然而，被告業已否認曾打過電話恐嚇被害人邱錦郎，且依據卷內所附被害人邱錦郎以及被告所有電話之通聯紀錄，被告不僅未曾撥打過電話給被害人邱錦郎，且亦未曾與向被害人邱錦郎實施恐嚇之恐嚇集團成員有過通聯紀錄。

㈢另遍查卷內資料，並無得據以認定被告參與竊盜被害人邱錦郎自小客車以及向被害人實施恐嚇取財犯行之證據，亦無被告與其他竊盜被害人自小客車以及向被害人實施恐嚇取財犯行之人有何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有參與竊盜被害人邱錦郎自小客車及恐嚇取財之犯行。

㈣末查被告固有受綽號「楊仔」之指示，前往超商收取被害人邱錦郎匯款單據傳真，然而如前所述，既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參與竊盜以及恐嚇取財之犯行，則被告收取匯款單據傳真之行為，充其量亦僅止於恐嚇取財之事後幫助行為。蓋恐嚇取財罪係以被害人受行為人實施恐嚇行為後，因畏懼而交付財物，為既遂之認定時點。從而被害人邱錦郎受恐嚇集團以不匯錢將燒毀車子之方式實施恐嚇後，因心生畏懼而依指示匯款予恐嚇集團指定之帳戶時，該恐嚇集團成員對被害人所實施之恐嚇取財犯行即已既遂；至於該恐嚇集團為確定被害人是否依約匯款，另指示被害人於匯款後將匯款單據傳真至指定之超商，並指示被告前往收取傳真，既係在行為人實施恐嚇取財犯罪既遂後所為之確認犯罪成果之事後幫助，依法本不得以幫助犯予以處罰，更遑論是論以恐嚇取財之正犯。

㈤至於被告遭警逮捕時，固在其身上找到行動電話２支、金融卡３張、身份證影本２張、郵政儲金簿影本１張、本票１張、空白本票１本等物，檢察官以被告隨身攜帶大量他人所有，可供渠掩飾犯罪行為之行動電話、金融卡、身份證影本及本票、空白本票等物，被告均無法說明其來源，足見被告即係習於詐欺或恐嚇等財產犯罪之人。然而被告固然對於上開物品的來源以及持有之目的，未能作出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說明，其如何取得以及持有之目的是否另涉犯他罪，乃屬檢察官應該另案予以偵查之範圍，縱被告持有上開物品可供掩飾犯罪行為，惟與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涉嫌竊盜及恐嚇取財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除無法具體證明被告有檢察官起訴之竊盜被害人邱錦郎之自小客車以及向被害人邱錦郎恐嚇取財之犯行外，亦無從證明被告是習於詐欺或恐嚇等財產犯罪之人。何況本件檢察官起訴事實，係認定被告單獨一人為竊車後再恐嚇取財之犯行，並未認定尚有其他共犯，則被告遭逮捕時，縱被查獲有上開證物，仍不能資為不利被告認定之證據，附此敘明。

五、綜就上情參酌以觀，公訴人指控被告盧怡誠先於９９年３月１０日，在台中市北屯區○○○路○段２８６號前，竊取邱錦郎所有之牌照７７８９－ＷＥ號自用小客車，得手後，再於同月１６日中午１２時許，以電話恐嚇邱錦郎稱：車子在伊手中，必須付３０萬元，否則將要燒掉車子等語，致邱錦郎心生畏懼，乃依盧某之指示，匯款３０萬元至盧某指定之台南縣仁德郵局第00000000000000號李信富帳戶，涉犯竊盜及恐嚇取財罪嫌，並未能提出足供本院認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其證據顯有不足。

六、此外又查無其他任何積極之證據，足認被告有上述犯行，揆諸首揭說明，原審法院因此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諭知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清溪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