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易字第1824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審易字第1824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宋方議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103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宋方議明知車號000- 000號重型機車係其於民國102年7月18日在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竊得，並非其本人所有，竟仍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2年8月11日在新北市○○區○○路00巷0號5樓某套房，向莊國亨佯稱：其為上開機車之所有人，因行照遺失，但仍有罰單未繳而無法辦理補發，待莊國亨以每日分期之價款繳交新臺幣（下同）200元至繳清6000 元後，上開機車即歸其所有云云，使莊國亨陷於錯誤並分期給付6000元予被告。後經警方尋獲該機車，並採集機車上安全帽內襯鑑驗，發現與莊國亨之DNA-STR 相符，經通知莊國亨到案說明，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罪嫌。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 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宋方議經受合法傳喚，卻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此有卷附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惟本案既諭知被告無罪，則依上開規定即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先予敘明。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以被告宋方議於另案103年度偵字第3298號警詢時之供述、證人莊國亨之證詞、證人胡偉定於另案103年度偵字第3298 號警詢時之證述及該偵卷內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勘查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等文件為其論據。

四、惟按竊盜犯將其所竊得之物品，依該物之通常方法加以使用、收益或處分，此一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不另構成他罪，屬不罰之後行為，自無再成立詐欺取財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6年台非字第24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而所謂「不罰後行為」固係指後行為對於前行為所侵害之法益再行侵害，未擴大前行為所造成之損害範圍，刑法理論乃將後行為合併在前行為內評價而併予處罰；考諸刑法竊盜罪之本質，係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型態，行為人於竊取之初即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故於竊盜罪得手後將所得贓物處分獲益，業於已包含在竊盜罪之評價範圍內，故竊盜得手後所為處分贓物之行為，本屬竊盜罪之不罰後行為。經查：被告既曾持有被害人胡偉定失竊之系爭重型機車，揆以上揭判例意旨，檢察官應予追訴、論罪之行為，自係被告取得系爭機車之取得原因行為（即竊盜之犯罪行為），而此部分業經檢察官另案偵查、起訴，並經本院於103年7月22日以103年度審簡字第1034號判處罪刑確定，則被告於取得系爭機車後，縱再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行為，該等行為應屬前部分財產犯罪行為之「不罰後行為」，毋庸再論以詐欺取財罪嫌。檢察官於起訴書犯罪事實雖載：被告明知該系爭機車係其竊取得來之贓物，竟仍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使莊國亨陷於錯誤，以分期付款方式交付價金予被告，以期取得該機車之所有權，是有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然對被告而言，其取得告訴人莊國亨所交付之款項乃係出賣贓物所得，尚難憑此再行遽對被告以刑法詐欺取財罪責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賽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