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聲再字第180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2年度聲再字第180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賴友仁

上列聲請人因誣告案件，對於本院95年度上訴字第4673號，中華民國96年4月1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91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1062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聲請再審狀」所載。

二、按再審乃再審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錯誤為理由，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方法。又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之「新證據」，須自形式上加以觀察，可認為確實具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具備對受判決人為更有利判決之「確實性（顯著性）」，且該證據係在事實審法院於判決前已存在，因未經發見，不及調查斟酌，或審判時未經注意，至其後始行發見而具備「新規性（嶄新性）」之特質(最高法院95年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本件誣告之犯行，業已於本院95年度上訴字第4673號審理時坦承不諱(原確定判決第2頁，下稱本案)，聲請人雖謂：在本院言詞辯論前，審判長突然當庭宣示「如被告認罪，可考慮改判一年以下，並宣告緩刑，到庭外與律師考慮後再進來」等語，認聲請人如拒絕認罪，必上訴駁回無疑，聲請人在此重大壓力下(無形的威迫)，不得不忍痛認罪，應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惟聲請人本身係資深律師，於本案亦有委任律師為其辯護，當知誣告案件可上訴第三審，如第一審確有誤判情事，只要能提出相當反證以供調查，未嘗無反敗為勝之可能。而本案審判長，於言詞辯論前，已充分接觸該案卷資料，而有相當的心證。其上開宣示，衡情係認為聲請人犯行事證明確，適時公開心證，以避免無益之攻防，節省司法資源之浪費，並兼顧聲請人之利益，且既已讓聲請人到庭外與其律師商量考慮，聲請人在充分與律師討論之後願意認罪，自無脅迫之可言，得作為證據。

(二)聲請人雖主張第一審送鑑定的資料有聲請人之教職員詳歷表、彰化銀行資料卡、律師公會會員資料卡、協議書，上開文件上關於聲請人之簽名，教職員詳歷表係45年間職員胡小姐(已死亡)所寫，彰化銀行資料卡、律師公會會員資料均係證人謝年珠所寫，並非聲請人筆跡，無從與協議書上聲請人簽名筆跡作鑑定，憲兵學校的鑑定結果，認上開文件均與聲請人之筆跡相同，顯然有誤。第一審不採證人謝年珠之證言，而採用上開鑑定結果，顯有重大瑕疵云云，提出台北律師公會函及台北律師公會會員資料卡作為新證據。惟本件再審之對象係上開本院95年度上訴字第4673確定判決，該判決並未引用證人謝年珠之證言，作為證據。而第一審引述證人謝年珠於另案民事審理中之證言，但認謝年珠於60年間始在被告(即聲請人)事務所工作，如何能於57年間為被告填寫上開台北律師公會登錄資料？(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915號判決第5頁)，可知，該證據於第一審業已提出，且經第一審法官加以審酌，自非新證據。何況，聲請人所提出之證4(律師公會會員資料卡)、證6(台北律師公會函)係本院民事庭於84年7月5日函請台北市律師公會調得的，本院民事庭於送鑑定前，且將上開送鑑文件提示，聲請人當庭表示其上簽名均為其所簽，始送鑑定(本案判決第3頁)。聲請人既自承上開送鑑文件均係其親簽，則其中台北律師公會會員資料卡縱係69年間補辦，亦不能排除係聲請人親自填寫，聲請人嗣後再爭執非其所親簽，實情如何，顯須再經調查始能確認，則自形式上觀察，尚難認具備對受判決人為更有利判決之「確實性」。

四、綜上，聲請人聲請再審所提出之證據，係聲請人在審理時所明知，且業經法院加以審酌，並非新證據，且因聲請人承認係其所簽名，而不具備對受判決人為更有利判決之確實性，依照前開說明，其聲請再審無理由。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