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即受刑人

朱建星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009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聲字第91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朱建星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經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合於數罪併罰要件，且原審為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檢察官聲請就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法並無不合，爰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月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在短時間內犯下多起詐欺罪，固咎由自取，但罪刑情狀尚嫌過苛，請重新裁定寬減刑期，以勵自新等語。

三、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包含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與被告前科之關聯性、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罪數所反映之被告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社會對特定犯罪行為處罰之期待等因素，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罪（合計58罪），經判處該附表編號所示之刑（其中編號1所示4罪，經原確定判決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編號2所示12罪，經原確定判決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編號3所示29罪，經原確定判決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8月；編號4所示10罪，經原確定判決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6月；編號5所示3罪，經原確定判決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有各該刑事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檢察官聲請就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併科罰金部分，不在聲請範圍），原審法院審核後，認其聲請為正當，裁定受刑人所犯上開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月，其所定之執行刑固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而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

㈡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罪，罪數雖多達58罪，均是參與同一詐欺集團所犯，各罪之罪名相同，每次犯罪之手法、態樣亦類似，侵害法益類型主要為財產法益，且犯罪時間集中在109年9月4日至13日間，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各罪之刑期介於有期徒刑1年至1年8月間，若科以過高之執行刑，則於實際執行時，刑罰之邊際效應恐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則因刑期而遞增，反不利於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再者，受刑人對於所犯上開各罪，於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依其犯罪後之態度所呈現之反社會人格尚非甚為嚴重，且所犯罪數及牽涉被害人之人數雖多，但均是擔任同一詐欺集團外圍成員車手之角色，非屬集團核心成員，乃聽從上層成員指示反覆提領款項所犯，各罪間具密切之關聯性，可期待於施以適當刑罰後予以矯正，難謂僅因持續犯罪，即認有執行重刑之必要。依前揭說明，自應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際，考量上情並反映於所定刑度，俾貫徹罪刑相當原則，以維護公平正義、法律秩序之理念及目的。原裁定雖敘及受刑人犯罪時間密集、在同一詐欺集團下持續所為、罪名相同、手法相近、侵害同類型之法益、刑罰之邊際效應等節，惟所定之執行刑高達5年1月，已達一般重罪之刑度，難認已充分考量受刑人所犯各罪之關聯性、其犯罪後態度所呈現之人格特性、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等，所定之執行刑，難認允當。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之，且為免發回原審法院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浪費，爰由本院自為裁定，審酌受刑人犯罪之具體情節、行為次數、所犯罪質、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犯罪期間、犯罪後態度所呈現之人格特性、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等，對於受刑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考量刑罰經濟、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及受刑人前定應執行刑之內部界限等，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