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蔡承翰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39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3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承翰於民國112年9月27日下午4時4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之犯意，徒手勾住告訴人潘恩賜之頸部及手部，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離開現場之權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本案審理範圍：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就原審判決被告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9頁），原判決公訴不受理（傷害）部分則因檢察官及被告未上訴而確定，已非本案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之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得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者，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而在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61年度台上字第3099號等判決意旨亦足供參。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告之父蔡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張、影像擷圖5張、檢察事務官113年8月15日勘驗報告1份等為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勾住告訴人之行為，惟堅決否認強制犯行，辯稱：我是因為看到告訴人在攻擊蔡嘉榮，為了不讓現場的傷害更嚴重，才去勾住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勾住告訴人乙情，業經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自承（原審易字卷第66頁），並經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在卷（偵字卷第67頁），復有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無訛，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原審易字卷第58～60、71～94頁），上情固堪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要保護之法益為意思形成自由、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範圍相當廣闊，欠缺表徵違法性之功能。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除須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對象是否被迫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外，尚必須審查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而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而對於「手段、目的、關聯」之可非難性判定，有下述幾個原則：⑴欠缺關聯原則：如果行為人所用之手段，與其所要致力之目的，欠缺內在的關聯，則具有可非難性。反之，如果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內在關聯，即無可非難性。⑵利益衡量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或強制他人不為重大違反風俗行為，基於利益衡量原則，係屬不具非難性。⑶輕微原則：行為人所為之強制如果只是輕微的影響，此種強制行為，不具備有可非難性。⑷違法性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為可罰之犯罪行為，則強制行為具可非難性。⑸國家強制手段優位原則：行為人以強暴手段自行實現債權，即使目的正當，仍具有可非難性。⑹自主原則：行為人以自己得以處分之利益作為脅迫手段，並不具有可非難性。從而，對強制罪違法性之判斷，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是否具有上述關聯性為判斷。是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如果只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造成一般人民在生活應對動輒得咎之情形。

㈢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本案係告訴人（勘驗中代號為B男）先於112年9月27日下午（下同）4時43分22秒許駕駛白色汽車突然煞車，致車輛後照鏡撞擊路旁蔡嘉榮（勘驗中代號為A男）手臂，告訴人並以右手往蔡嘉榮腹部推，因而與蔡嘉榮發生肢體衝突，兩人於4時43分27秒許互相掐住對方頸部後，被告（勘驗中代號為C男）才上前於4時43分35秒許勾住告訴人頸部。於4時43分39秒許，告訴人亦回手勾住被告、蔡嘉榮之頸部，於4時44分3秒許，將被告壓在身下。被告遂於4時44分28秒許，與蔡嘉榮分別拉住告訴人之兩手。嗣告訴人、蔡嘉榮於4時44分35秒許，因拉扯跌倒時，被告於4時44分38秒許，欲拉開兩人，後因雙方抓住對方不肯放手，方於4時45分36秒許，再勾住告訴人之頸部，並於4時46分31秒許，即離開告訴人身邊。於4時47分35秒許，告訴人、蔡嘉榮再互相拉扯時，被告才又勾住告訴人之頸部，並於4時47分52秒許即行放開，站在一旁（原審易字卷第58～59頁）。

㈣由上開勘驗結果可見，被告係於告訴人與蔡嘉榮發生肢體拉扯之不法傷害行為，甚至壓住被告身體時，才出手勾住告訴人頸部及拉住其手部；於告訴人未對蔡嘉榮下手攻擊時，被告即放手離開告訴人身邊之事實。可見被告所辯：我是看到告訴人在攻擊蔡嘉榮，為了防止損害擴大，才上前勾住告訴人等語，並非無據；公訴意旨認此舉係在妨害告訴人離開現場之權利，即非可採。被告勾住告訴人之目的，既係為阻止告訴人繼續對蔡嘉榮實施傷害，即屬強制告訴人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依利益衡量原則，已難認有何非難性可言。況被告每次勾住告訴人頸部、拉住告訴人手部，不過數十秒，對於告訴人意思自由侵害程度不高，依輕微原則，更見被告上開行為，不具備刑法上強制罪之可非難性，而難以強制罪責相繩。

六、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上開行為，係在告訴人、蔡嘉榮2人互相拉扯時，以徒手勾住告訴人頸部之手強暴、脅迫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原審就此為被告無罪諭知，認事用法顯非妥適等語，乃係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經本院指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提起上訴，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