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更(二)字第672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更(二)字第672號

上訴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戊○○

選任辯護人

羅明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87年度訴字第1122號，中華民國87年1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86年度偵字第15504號），提起上訴，

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戊○○與洪龍盛於民國84年2月1日結婚，夫妻偶因口角引起戊○○情緒化之憤怒。86年6月27日下午6時許，戊○○、洪龍盛與親友陳孟良、陳忠義、杜信廣及陸俊良等人相聚飲酒後，返回台北縣三峽鎮○○路○段159號3樓租屋處。翌（28)日凌晨1時許，二人因故發生爭執，引致洪龍盛不悅，遂持家中木棍，在住處臥室毆打戊○○，致戊○○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頭皮10處撕裂傷、左拇指裂傷（1公分）、右顴骨骨折等之傷害。洪龍盛毆打戊○○後，即在客廳地舖上睡覺。戊○○被毆打後，忿恨難平，趁洪龍盛入睡之際，基於傷害故意，客觀上雖能預見以木棍敲打人體頭部，可能致人顱腦傷害死亡結果，惟其主觀上並無使洪龍盛發生死亡結果之犯意，持木棍朝洪龍盛之頭部揮擊，造成洪龍盛顱腦部創傷，並致右顳部有4條不規則凹陷性線狀骨折呈十字型狀最長為25公分，交叉中心點有一處3×2公分楔狀缺損，在右顳葉有局部皮膚挫傷及出血，大腦兩側顳葉下端均有多處對衝性挫傷與右頦部有一處0.5×0.3公分小擦傷，下部有一條橫行線狀表淺擦傷，其大小為1.5×0.3公分，右耳外耳輪有一處0. 9×0.3公分表淺擦傷等之傷勢。戊○○見洪龍盛被打後毫無動彈，知釀事端，於同日凌晨2時許下樓，告訴2樓房東夫婦林進勝、衛連英，並要求不要報警，惟林進勝堅持報警並聯絡救護車將洪龍盛送醫急救。洪龍盛因傷重腦死，延至同年7月5日下午8時30分許不治死亡，警方並查扣前開木棍送驗。

二、案經臺北縣警察局三峽分局報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板橋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及洪龍盛之兄丙○○訴請板橋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１、按修正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3規定：「中華民國92年1月14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所謂已依法宣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生影響，包括相關證據法則之適用（參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08號判決）。經查，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於同年9月1日施行，本案係於87年6月6日繫屬於第一審法院，於88年4月9日、90年11月16日（更一審），繫屬於本院前審，均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第一審法院及本院前審，此有第一審法院收文章蓋於板橋地檢署87年6月6日乙○金御86偵字第15504號送審函（原審卷第1頁）、本院前審台北地院88年4月6日板院文刑孝87訴1122字第23566號函（88年度上訴字第1229號卷─下稱上訴卷，第1頁）在卷可稽，並經原審法院及本院前審分別於87年12月17日及88年7月7日、91年3月13日（更一審）判決，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證人林進勝、丙○○、杜信廣於警詢之證據，業經原審或本院前審依法定程序提示筆錄並告以要旨，並令被告辯論而為合法調查，揆諸前揭說明，上開供述證據，自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參照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894 號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戊○○否認有傷害致死犯行，辯稱：其一直到醫院才清醒，不知發生何事，亦不知自身之傷害及被害人洪龍盛之傷何來云云，辯護意旨辯稱：被告住家陽台發現一張86年6月28日0時44分之加油發票及黑色夾克，無法排除第3人進入被告家中行兇云云。

二、經查：

１、被害人洪龍盛於86年6月28日經送醫後，延至同年7月5日下午8時30分許，因腦死而不治死亡，有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憑，被害人死亡後，經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下稱丁○署法醫中心）解剖鑑定，經綜合解剖及病理學檢查結果為：「１、嚴重顱腦部創傷，在右顳部有4條不規則的凹陷性線狀骨折，呈十字型狀，其最長為25公分，其交叉中心點有一處3×2公分的楔狀缺損。在右顳葉有局部皮膚；挫傷及出血，大腦兩側顳葉的下端均有多處的對衝性挫傷，左顳部有因手術而造成的局部腦內出血，符合鈍力打擊所致的頭顱部傷害，為致命傷。２、整個大腦呈棕灰色，有明顯軟化現象，為腦死狀態，有兩側大腦鉤迴疝脫及小腦扁桃體的疝脫，橋腦有因腦死而繼發的兩側性出血，兩側小腦有局部蜘蛛膜下出血和形成血栓塊。３、整個頭皮有瀰漫性頭皮下淤血，呈鬆軟、紅腫狀態，其範圍由右耳下部一直延伸到左耳下部。在右頂部有二處已縫合的裂傷，在右外側的長5公分，較內側的長4公分。４、右頦部有一處0.5×0.3公分的小擦傷，下部有一條橫行的線狀表淺擦傷，其大小為1.5×0.3公分，右耳外耳輪有一處0.9 ×0.3公分表淺擦傷」。對死者死亡之看法為：「１、死者洪龍盛生前無可致死的毒物學發現，血中的微量酒精應為死後變化所致。２、死者無可致死的潛在疾病。３、死者的死因為遭人鈍力打擊頭部，造成顱腦部創傷，導致腦死。４、依據組織病理學的表現，其顱、腦內的傷害應在6至14天之間，與86年6月27日晚上到28日凌晨之間的傷害有因果關係」。鑑定結果為：「死者洪龍盛死因為遭人鈍力打擊頭部，造成腦部創傷，導致腦死，其死亡方式為他殺」。此有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筆錄、板橋地檢署驗斷書、丁○署法醫中心（86）丁○醫鑑字第0507號鑑定書等件在卷足憑（86年度相字第827號卷─下稱相卷第38頁、第39頁、第43頁、第55頁至第59頁、86年度偵字第15504號卷─下稱偵卷，第90頁至第103頁），足認被害人係於86年6月27日晚上至28日凌晨2時許之間某時，遭人毆打頭部致顱腦部創傷，延至同年7月5日20時30分許腦死不治死亡。

２、被害人所受之傷害，依法醫師甲○○證稱：被害人右顳部有4條不規則的凹陷性線狀骨折，呈十字型狀，最長為25公分，其交叉中心點有一處3×2公分的楔狀缺損，．．．右顳部骨折處有局部腦挫傷，兩側顳葉的底部有明顯對衝性腦挫傷，此種情況，可能是1次打擊加上撞擊，亦有可能是1次非常重之打擊造成，若是1次很重之打擊，顳部是在底部，受到骨頭之反作用力，會有明顯之對衝傷在左右顳部，被害人所受非常之傷害，係在右顳部被毆擊1次。被害人頭部之2處裂傷，係鈍力毆擊所造成之傷害，但因頭皮外部之裂傷，會受到打擊時力量之方向及位置影響，無法從裂傷之數目來判斷打擊幾次，用骨頭之傷判斷打擊之次數較為準確等語（本院更二審95年5月2日審判筆錄）。依法醫師之證述，被害人係右顳部遭受1次非常重之打擊造成右顳部3×2公分之楔形缺損，並形成4條呈十字狀之凹陷性線狀骨折。

３、被害人遇害之客廳，其地鋪所在之涼蓆、墊被均排放工整，枕頭2個堆疊整齊，客廳物件亦陳設簡單整齊，無打鬥後物品散落推移凌亂之痕跡，有卷附照片可稽（台北縣警察局三峽分局卷─下稱警卷第27頁、第28頁、第62頁、第63頁），再觀被害人躺臥之地鋪周圍，並無大量之血液滴落或噴濺之痕跡，血跡主要遺留在地鋪枕頭處及其相鄰地面，有刑案現場平面圖（警卷第8頁）及照片（相卷第27頁、警卷第27 頁、第28頁、第29頁上面、第62頁、第63頁）可按。據證人即員警林忠穎證稱：到現場時，被害人頭部流血快要凝固，被害人打赤膊，身上其他部位都沒有血跡且很乾淨等語（原審卷第55頁背面、第56頁），可知被害人係頭部遭打擊流血，血跡浸潤枕頭，並涎流至枕頭邊之地面，被害人身上無血跡（血液未從被害人頭部往身上泹流），而其睡覺之地鋪週圍均無鬥毆之凌亂狀，亦無大量滴落之血滴，此據法醫師甲○○證稱：人體裂傷會立即流血，人如果站立時，流血會滴落，血液亦是自高處往低處流，現場枕頭處右邊血跡比較多，枕頭下一灘血，該血跡應係自死者頭部右側流下，而現場死者躺臥處未發現滴落或噴濺之血液，照片之血液復呈凝固狀，死者應係躺著被攻擊，且被打擊後未曾移動等語（本院更二審95年5月2日審判筆錄），依被害人受傷部位、現場跡證態樣及法醫師之證言，被害人係在睡眠狀態被打擊頭部右顳部，且被打擊後未曾起身坐起，故其血液未滴落睡鋪，亦未自頭頂往身上滴流。

４、又案發3樓現場血跡大多分佈於主臥室，該處冷風扇倒地週圍布有大量血跡、茶几桌角1處有血跡，房內側木板床上有雜亂血足紋數枚及噴濺血跡散布，牆面並有血跡噴濺及抹痕，現場並留有沾染血跡之木棍1支，有照片（相卷第24頁至第26頁、第27頁下面、第28頁下面、第29頁下面、警卷第29頁至第39頁）及台北縣警察局鑑識組刑案現場勘查（蒐證）報告表（下稱現場勘查報告表，警卷第2頁、第3頁）附卷可憑，由現場臥室之態樣，可知現場主臥室曾有鬥毆發生。

５、被害人血液經抽取DNA檢測，其HLA-DQα為1.2，3型；多基因型PM型別為：LDLR為A型，GYPA為A型，HBGG為B型，D7S8為B型，GC為B型。被告血液經抽取DNA檢測，HLA-DQα為1.1，3 型；多基因型PM型別為：LDLR為B型，GTPA為A型，HBGG為B型，D7S8為AB型，GC為BC型，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驗書附卷可按（警卷第18頁）。而查(1)現場血跡（編號3～14）分別抽取DNA檢測其型別，編號4、5、6、7、8、9、10、14血跡HLA-DQα型別均為1.1，3型；其中編號4、7（主臥室桌角）血跡進一步來測多基因型PM 型別均為：LDLR為B型，GYPA為A型，HBGG為B型，D7S8為AB 型，GC為BC型，經核均與上開被告血跡之HLA-DQα型別多基因型PM型別：LDLR、GYPA、HBGG、D7S8相同；(2)複勘現場血跡紗布編號（１～），其中編號、、、血跡抽取DNA檢測其HLA-DQα型別均為1.1，3型，毛巾 (標示處)經抽取DNA檢測，HLA-DQα為1.1，3型。是所檢測之採取血跡紗布檢測，血跡之HLA-DQα型別均為1.1，3型，均與被告之型別相符。(3)在被告臥室查扣之木棍1支，其上之血跡經抽取DNA檢測，編號1、2、4（相關位置參警卷第21頁）血跡HLA-DQα型別均為1. 1，3型；編號3（相關位置參警卷第21頁）血跡HLA-DQα型別混合型含1.1、1.2，3型；多基因型PM型別為混合型：LDLR含AB型，GYPA含A型，HBGG含B型，D7S8含B型，弱A型，GC含B，弱C型，有刑事警察局鑑驗書可稽（警卷第18頁）。可知該木棍編號1、2、4之位置血跡HLA-DQα型別1.1，3型與被告血跡之HLA-DQα型別相符；木棍編號3血跡HLA-DQα型別，則係混合型含1.1，3及1.2，3型，兼含有被告與被害人之HLA-DQα型別。而被告與被害人所受之傷害與扣案之木棍所致相符，亦有部刑事警察局91年1月21日（90）刑醫字第236775號鑑驗書可稽（90年度上更（一）字第1079號卷─下稱更一卷，第276頁）。由上開鑑驗之結果，可知除被害人陳臥之枕頭、木棍有被害人之血液反應之外，餘均為被告之血液反應，而扣案木棍所造成之傷害，均與被告及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相同。

６、被告住處之主臥室內部凌亂，血跡斑斑，而現場血跡及扣案木棍經鑑驗結果亦均係被告之血跡反應，再套量被告之足紋長度為22CM、19CM（警卷第11頁、第12頁），被害人之足紋長度為23.3CM、21CM（第13頁、第14頁），比對主臥房木板床上所遺留之血足紋長22.5CM、19CM可知臥室現場之血足紋與被告之足紋長度大致符合，有現場勘查報告表可參（警卷第6頁）。而被告案發後於86年6月28日急診，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頭皮10處撕裂傷、左姆指裂傷（1公分）、右顴骨骨折等之傷害，有被告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偵卷第81頁），該等撕裂傷害與木棍造成之傷害吻合，可見被告在住處主臥室曾遭木棍打擊，被告有閃躲並有受傷流血，嗣並於臥室木板床移動過。另外，被害人躺於客廳地鋪之草蓆上經以林海得寧法顯示出2枚血足紋，有照片可稽（警卷第75頁、第76頁），該血足紋經初步比對，其中1枚與被告左足紋相符，有現場勘查報告表可參（警卷第3頁、第6頁），顯見被告受傷後亦曾行至被害人睡覺之草蓆處。

７、(1)又案發現場為透天厝，一樓為屋主開設銀樓，出入均由銀樓右側樓梯鐵門（2道）進出，經勘查無破壞痕跡，有現場勘查報告表可參（警卷第1頁），並有照片可稽（警卷第24頁、第48頁至第50頁），證人即員警李正勇亦證稱：1樓門之內、外均有拍照，門鎖並未遭破壞等語（原審卷第35頁正、背面），而被告亦供述：房東是開銀樓，1樓是店面、2樓是住，3樓出租給其夫妻等語（相驗卷第42頁），被告之房東既係於案發現場1樓開設銀樓，並住於2樓，對於住居安全，當有相當程度之注意，而經警勘查結果，現場1樓之2道鐵門並無破壞情形。(2)被告3樓住處後側之鐵窗逃生口雖未上鎖，惟鐵窗上逃生口前之抽風扇並未移動，且該處無任何血跡，鐵窗外側下方有一簡易瓜棚架，架上植物無踐踏、攀爬痕跡，亦有現場勘查報告表（警卷第1頁）及照片可稽（警卷第60頁、第61頁、第62頁上面），可知並無人自該處侵入被告之住處。(3)現場4樓鐵門由內側拴上無遭受破壞及血跡痕跡，亦有照片可按（警卷第55具），亦無證據顯示有人自4樓鐵門進入後進入被告3樓住處。(4)現場2樓樓梯口白牆上、1樓樓梯扶手上方白牆、往4樓樓梯右牆開關處（以上分別係採血紗布編號18、19、22號）之血跡，經DNA檢測，HLA-DQα為1.1，3型，與前開被告之HLA-DQα型別相符，有刑事警察局鑑驗書可按（警卷第18頁），顯見通往4樓、2樓、1樓牆上之血跡亦均係被告之血跡反應，而非第3人之血跡。(4)辯護人辯稱被告住處陽台上發現案發當天凌晨0時44分許，在台北縣三峽鎮○○路316號「三鶯加油站」加油之發票1張及不明人士之黑色夾克1件，不排除有第3人侵入告住處行兇所遺留云云。惟該加油站之錄影帶，經原審勘驗並無可供指認之人，有原審勘驗筆錄可稽（原審卷第59頁），再經本院更一審函請刑事警察局翻拍案發當天0時30分至59分之加油車輛號碼及加油者之照片，有刑事警察局90年12月18日（90）刑鑑字第222573號函在卷可考（更一卷第121頁至第133頁），照片內之影像均不清晰，難以辨認，被告亦表示錄影帶不很清楚，不認識其內之人等語（原審卷第47頁、更一卷第160頁），是無法自該錄影帶查得可疑之第3人侵入被告之住處。辯護人更二審請求再度勘驗錄影帶，依上開調查加油站錄影帶之結果，殊無必要。而案發現場既無採獲第3人之血跡、足印，亦無出入口門扇遭破壞之痕跡，實難認有第3人侵入被告之住處行兇。加以被告對於有關案情之詢問，均隱而不答或避重就輕，加油站錄影帶攝得之影像亦不清楚，並不排除被告或被害人於曾案發前一晚外出，直至案發當日凌晨加油後始返回住處，因由三峽鎮○○路之加油站開車或騎車，返回三峽鎮○○路之住處，費時不多，與本件案發時間，並不衝突，時間上具有相連性。又在被告住處陽台扣案黑色夾克，被告否認係其家中衣服，然該件夾克經送驗結果，並未發現可疑之血跡，亦未發現指紋可比對，有刑事警察局91年1月2日（90）刑紋字第236689號鑑驗書附卷可稽（更一卷第266─1頁），況若有人侵入被告家中行兇，依主臥室打鬥激烈狀況，何以對方毫髮無傷，而全無血跡反應，又何以刻意脫下夾克留下證據供查，殊違常情，被告意在推卸責任，自不以其否認黑色夾克係其住家物件，即推認係第3人侵入住宅行兇所留。(5)被告稱家中沒有貴重之東西可拿，沒有什麼現金等語（偵卷第75頁、相卷第34頁背面），而銀樓復在被告住處1樓，洵難認有欲侵入被告之住處劫取財物而行兇。(6)何況被告於警詢表示：我妹夫杜信廣及房東林進勝會同警方檢視門窗，皆無遭到破壞痕跡等語（相卷第5頁背面）；證人即房東林進勝證稱：27日22時50分左右我們要睡覺時，我老婆有檢查兩道鐵門均有鎖上等語（相卷第12頁正、背面）。綜上，並無跡證證明，有第3人侵入被告之住處行兇。

８、被告與被害人於84年2月1日結婚（88年度上訴字第1229號卷─下稱上訴卷，第14頁戶籍謄本），被告即因與被害人爭執而有強烈之情緒反應，曾於日記記載，「是否該去尋死，心情惡劣，心中有一股殺氣，說真的逼瘋了自己或許什麼事都作得出來」、「洪龍盛你最好小心一點，拈花惹草」、「天啊！沒想道，我現在的想法是如此的恐怖」、「我只不過是來替他生個小孩煮飯洗衣的女人，只不過如此，這一句話我會明記在心，也警惕我自己，隨時面臨遺棄」、「我總是心情很暴燥，這些日子以來，心總不安穩，動不動就發怒，該是檢討自己才對。我該克制一下，任隨事情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作什麼都沒看到，沒聽到，唉！在這樣下去。我想一定不堪收拾、憤怒真會殺死人，也會氣瘋人」等語，有被告之日記影本在卷可參（相卷第48頁至第54頁），被告亦稱日記係心情不好時所寫，顯見被告於與被害人爭執後，會有情緒化之傷害或殺害被害人之意念。房東林進勝雖證稱：其10時許即就寢，2樓可以聽到3樓之聲響，當天其是被哀叫聲吵醒，未注意是否有爭吵聲，凌晨2時許被告即來呼救等語（原審卷第55頁背面），案發時間係在夜深人靜時，被告住處臥室之涼風扇倒地，定有踫撞地面之響聲，證人林進勝竟未聽見，之後始被哀叫聲吵醒，可見證人沈睡之故，是證人林進勝雖未曾聽見樓上吵架聲，然係因睡著未聽見之故。

９、承上各點所述，被告於與被害人爭吵後，會有盛氣難抑之情形，案發當日，無法證明有第3人侵入行兇；而被告睡覺之臥室內一片凌亂，被告頭部亦有多處撕裂傷、右顴骨骨折及左手之傷害，再觀諸被害人係處於睡眠狀態被打擊頭部，且被打擊後未曾起身反抗，被告曾步至被害人之地鋪草蓆處，扣案木棍上復有被告及被害人血跡等客觀環境、證據，可知被告在臥室遭受被害人以扣案木棍攻擊、閃躲，進而蘊釀不滿情緒，趁被害人事後在客廳地鋪睡著之際，持木棍朝睡眠中之被害人頭部打擊。而據法醫師甲○○證稱：因為人體頭部之硬度小於木棍，打下去會使頭部產生凹陷，打擊之力量會被頭部吸收，故持木棍懸空打擊頭部不會造成打擊者手部尺骨骨折，但是如果持木棍打擊時，有卡到旁邊硬物，因反作用力會造成打擊者之手部尺骨骨折等語（本院更二審95年5月2日審判筆錄），本案被告受有右手尺骨骨折之傷害，有被告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如被告係遭被害人持木棍打擊，造成右手尺骨骨折，惟依被告之診斷書及病歷資料（更一卷第65頁至第122頁），被告右手並無經木棍打擊之撕裂傷，再者如被告右手因被打而尺骨骨折，已疼痛難耐，不致手持木棍發揮足夠之力道，造成被害人頭部3×2公分的楔狀缺損，並因而在右顳部造成呈十字型狀之4條不規則的凹陷性線狀骨折，及在大腦兩側顳葉的下端造成多處的對衝性挫傷，顯見被告之右手尺骨骨折非遭受被害人之打擊造成。而觀諸被害人係躺臥於地上睡覺，被告以木棍打擊躺於地下被害人之頭部，其木棍在打擊時極易與地面踫撞，因地面堅硬，木棍於踫及地面時會產生反作用力，依前開法醫師所述，此反作用力會造成被告手部尺骨骨折，則被告右手尺骨骨折，係持木棍打擊被害人時木棍踫擊地地面之反作用力所造成，實屬合理。另被告右手掌3公分之撕裂傷，如係因抵擋被害人打擊造成，則被告於持木棍揮打被害人將無法握緊木棍發揮力量，再參被告右手掌之裂傷呈現筆直線，有照片可按（原審卷第77頁），與扣案四方體之木棍外型吻合，經本院更一審囑被告握扣案木棍比對，其手掌受傷位置與木棍吻合，並攝成照片（更一卷第116頁、第117頁），是被告右手掌之撕裂傷，應係被告握住木棍用力打擊被害人時所造成，而非被告遭被害人打擊抵擋造成。

10、被告一直以不知身上之傷如何造成回應，惟以被告臥室之情狀，被告尚在臥室內移動，並曾走至被害人之地鋪處，頭部並有多處撕裂傷，豈會不知發生何事？況被告於案發後曾步行至2樓向房東求救，並要求不要報警，業經房東林進勝於警偵訊供述明確（相卷第12頁、第47頁）。再查被告於86年6 月28日至同年7月16日於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就醫，於6月28日2時40分許由119送至亞東醫院，主訴病因依「出院病歷摘要記載」：「a assault accident at

86.6.28 morning」（在86年6月28日早上之『攻擊意外』），續載於病史欄「It's a victim of falling down from5th floor.」（這是位從5掉下之受害者）（更一卷第72頁、第90頁），又依「頭部外傷患者病歷紀錄」記載：「Chief Complain:The patient sustained a assault at2、2:30 on 86.6.28」（主訴：在86年6月28日上午2、2時30分許，病人遭遇意外攻擊）、「Past History（病史）」則未有記載，又於亞東醫院86年7月14日會診單之臨床病歷記載「It's a victim of falling down from 5th floor,andreceived Gillis method to reduce．．．」（這是位從5樓掉下之受害者，已接受Gilli方法．．．）；再於同年7月15日會診單臨床病歷復記載：She fell down from 5thfloor. she felt vertigo when getting up.（她從5樓掉下，每當她站起來時覺得暈眩），被告於醫院時主訴遭受意外攻擊，從5樓掉下，致院方醫師於會診單病歷為被告墜樓之記載，顯見被告於就醫時明知並未自5樓墜樓，卻誆稱遭受意外攻擊，自5樓掉下，對事發經過加以隱瞞，與一般病患就醫時均期待醫院知其病因而為適當之治療，大相迴異。顯見被告對於犯罪經過刻意隱瞞，益見其陳述不知事發經過云云，不可採信。

11、刑法上之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與加重結果犯之區別，在於間接故意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之可能，主觀上亦有預見（不違背其本意），加重結果犯則對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雖有預見之可能，但主觀上並未預見，其概念兩不相同。又殺人罪之成立，須於實施殺害時，即具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始足當之。而殺人罪與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區別，以有無殺意為斷，欲判斷其主觀犯意，應就一切證據，詳查審認，舉凡犯罪動機、案發情境、兇器種類、行兇過程、傷害部位、傷痕多寡、傷勢輕重、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綜合判斷，為認定之標準。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可參。本件被告與被害人係夫妻，據證人即被害人之哥丙○○稱：其弟夫妻感情和睦，平時偶而鬥嘴，其弟酒後偶而與被告吵嘴或摔東西等語（相卷第15頁、第17頁背面），證人杜信廣證稱：被告、被害人於86年6月27日13時，到其家中與洪龍盛、洪俊良、陳孟良、陳義忠一起喝酒等語（相卷第20頁背面），被告於警詢亦供稱：我們（夫妻）感情很好，偶爾會吵嘴而已，但不會動粗等語（相卷第7頁背面），顯見被告與被害人平日相處僅有小齟齬，無深仇大恨，案發前一日下午被告與被害人尚一同前往妻舅陳義忠、妹夫杜信廣住處喝酒（偵卷第3頁背面、第5頁背面），夫妻相處尚可；而觀被告遭被害人打擊頭部受傷流血，受有極大痛楚，心中自是憤恨不平，持木棍朝睡夢中被害人之頭部右顳部打擊1下，雖用力頗大，致造成被害人嚴重顱腦部創傷，惟慮及被告僅打擊1下，並非接二連三地擊打被害人，再由被告之日記被告易有情緒化衝動，於該等情緒之下，用力較難控制力道強弱，而被告自陳平日係作板模工（相卷第4頁），其力氣當亦不小，是由被告與被害人夫妻關係並非惡劣、犯罪僅因偶發之細故、犯罪前受到被害人之傷害刺激，僅打被害人頭部1下，洵難認被告有欲置被害人於死之殺人故意。又按人體之頭部，乃人之生命要害部位，倘用力重擊，在客觀上足以造成人身體、健康之傷害，並因此傷害導致死亡之結果，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持木棍重擊被害人頭部，有致被害人顱腦部創傷，因而腦死，應為客觀上所能預見，惟被告並無欲致被害人於死之犯意，業如前述，而被告上開加害過程係處於突發之特別情狀下，欠缺足夠之時間與清晰之理智，加以被告實際上與被害人並無深仇大恨，僅係突發之衝突，並無欲致被害人於死之犯意，是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實非被告期待其發生，自不宜逕以被告持木棍使力非輕打擊被害人，即認被告有殺人之故意或未必故意。惟被告之傷害行為，仍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告仍應就此死亡之加重結果負責。

12、綜上所述，被告傷害致死之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

四、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1)被告並非搶下被害人之木棍朝被害人頭部打擊，而係趁被害人睡覺之際打擊被害人；(2)被告雖先遭被害人持木棍毆打受傷，惟未念及平日夫妻相處尚可，恩義未泯，偶因細故暴力對峙，即為報復，利用被害人熟睡之際偷襲被害人，並非受害之後隨即反擊，在客觀上殊難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罪，並無理由，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以被告不宜依刑法第59條減刑，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原判決既有可議，自應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與死者為夫妻，2人吵架，被告遭被害人以木棍毆打，被告趁被害人熟睡之際持木棍擊打被人之犯罪手段，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犯罪結果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6月。扣案木棍1支（警卷第21頁相片），雖供犯罪所用之物，然非違禁物，爰不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方娜蓉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