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抗字第1065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99年度抗字第1065號

抗告人

即被告

甲 ○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林詠嵐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99年8月19日裁定（97年度重訴字第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審法院先後對被告陳報之居所及住所為送達，應以住所之送達為上訴期間之計算標準：按原審法院分別向被告之原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居所「臺北市松山區○○路80巷5號13樓之2」為判決書之送達，對住所之送達日為99年7月20日，對居所之送達日為99年7月19日，原審法院並以判決書既在99年7月19日合法送達於被告居所，則被告之上訴期間應自翌日99年7月20日起算，於99年7月29日屆滿，故被告於99年7月30日始聲明上訴並不合法云云，然查：

①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僅規定：「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然並未明文規定倘法院分別對被告之住所及居所為送達，應以何者之送達日期為上訴期間之起算標準，而實務上見解尚不一致，固有認為以先送達之時間為起算標準者（如本案之原裁定），然此項標準對被告實屬過於嚴苛，亦欠缺法律依據及正當性。

②復參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89號裁定所示之見解，該案原審法院係分別對被告之住所及居所為送達，以送達住所之日期計算雖逾上訴期間，然以送達居所之日期計算則尚未逾期，被告所提之上訴仍屬法定期間內所提，應係合法之上訴。則依上開見解，本件被告之上訴期間依送達居所之日期計算固係於99年7月29日屆滿，然依送達住所之日期計算，則應於99年7月30日始為屆滿，是被告於99年7月30日向原審法院聲明上訴，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見解，即難謂有何於法不合可言。

③被告之住所地於審理中已變更，原審法院向被告原來之住所及居所之送達應不合法：

１、依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29號裁定明示：「惟查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 條及第137條規定行送達者，始得為之，設其送達之處所，雖原為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實際上已變更者，該原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即非應為送達之處所．自不得於該原處所為寄存送達（本院64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判例參照）。」、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1年度抗字第213號裁定亦認：「惟按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現已變更者，縱令其戶籍登記尚未遷移，仍不得於原處所為寄存送達。」；揆諸上開實務見解，足見被告之住所倘有變更，法院不得逕向原住所為送達，否則其送達不生效力甚明。

２、於本案，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固陳報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及居所「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惟查被告於審理期間98年12月17日住所地已變更為「台北市士林區○○○路○段698巷10弄4號」（附件），足見被告有變更法律生活中心之住所地及一併廢止居所地之意思，雖被告未向法院陳報，然原審法院仍不應以被告未為陳報為理由即逕向原住居所為送達。

④退步言之，縱認原審法院對被告原住居所之送達合法，然原審法院逕以「被告居所之管委會代收判決書之翌日起算上訴期間」實屬荒謬，縱認管委會得代收判決書，上訴期間亦應由「被告實際向管委會領取判決書時」起算，才符法理：

１、原審法院認只要被告居所的大廈管委會代收判決書即屬合法送達，上訴期間由99年7月19日管委會代收判決書之翌日起算云云，但被告早在99年7月19日之前就已出國，直到8月中才回國，居所管委會收到判決書後並沒有主動聯繫被告要來收取信件，何況被告當時人在國外，管委會也無從聯繫起。

２、此外法院認為被告有無實際收到判決是被告和管委會的問題，不影響送達之合法性，這種見解更加昧於現實，即使被告事後可以向管委員要求賠償，但是被告刑事罪名確定是一生的汙點，管委會能怎麼賠償？被告要這種賠償有什麼意義？

⑤何況本案被告並非僅陳報居所地址，亦有陳報住所，依民法規定居所僅為臨時性質，住所才是人民法律生活的重心，法院既然也向被告住所為送達，以住所送達日99年7月20日為起算上訴期間完全合法也合乎情理，被告也不致因逾期而被駁回上訴。原審法院又認為案件審理中開庭通知寄到住所和居所，開庭時被告均有按時到庭，可見對居所送達被告一定收得到云云，實則被告平日很少留在居所，知道開庭時間都是由辯護人事先通知，和居所受送達無關，況被告的住所和辯護人收受判決書的時間都是99年7月20日，上訴期間由99 年7月20日起算自亦合法，否則法院對被告住所和辯護人為送達有何意義？

（二）綜上所陳，原審裁定所採「以大廈管委會代收判決之翌日起算上訴期間」、「法院對數個地址為送達時，以最先送達之時間起算上訴期間」之見解實堪非議，懇請鈞院採納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89號裁定之見解，認定被告上訴合法，撤銷原裁定，惠賜被告以上訴二審爭取清白之最後機會云云。

二、本院查：

（一）按被告、自訴人、告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被害人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被害人死亡者，由其配偶、子女或父母陳明之。如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應陳明以在該地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人為送達代收人；又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經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第62條定有明文。次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二）本院經核閱原審全卷，被告甲○於原審法院97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中，在訊問其住居所時，固曾陳稱：「住台北市中山區○○街154號6樓」、「居台北市○○區○○路80巷5 號13樓之2」（參見原審卷97年10月1日準備筆錄），原審法院因之分別向被告所稱之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居所「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為判決書之送達，並以對住所之送達日為99年7月20日，對居所之送達日為99年7月19日，認為判決書既在99年7月19日合法送達於被告居所，則被告之上訴期間應自翌日99年7月20日起算，於99年7月29日屆滿，故被告於99年7月30日始聲明上訴並不合法云云，固非無見，然查：

①「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條及第137條規定行送達者，始得為之，設其送達之處所，雖原為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實際上已變更者，該原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即非應為送達之處所，自不得於該原處所為寄存送達。又依第138條之規定為寄存送達，除須將應送達之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外，並須製作送達通知書，記明寄存文書之處所，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俾應受送達人知悉寄存之事實，前往領取，二者缺一均不能謂為合法之送達。」（參見最高法院64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判例）。

②本案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固陳報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及居所「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惟查被告於審理期間在98年12月17日住所地已變更為「台北市士林區○○○路○段698巷10弄4號」，此有抗告狀所附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被告雖未向法院陳報變更住所，但依前開判例意旨，應受送達人之住所既已變更，原審是否可以置之不理而仍向原陳報之住居所為送達，不無疑義。

③況查，本件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固陳報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及居所「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但被告自98年12月17日起住所地變更為「台北市士林區○○○路○段698巷10弄4號」後，原審自98年12月29日起，至99年3月22日審理終結及同年6月30日宣示判決時為止，歷經多次審理及宣示判決，並未再以傳票傳喚之情形，而均係在當天審理後，同時諭知下次審理之期日；是原審對於被告之住所變更情形，並不知情，以致於送達判決書時，仍以被告在97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中所陳述之住、居所為送達之處所，是否生送達之合法效力，值得予以審究。

④再就卷內所附本件判決書之送達情形而言，均係由所謂「受雇人」收受送達，其中「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之收受送達人為「健安新城Ｇ區管理委員會」，設址為「台北市○○路80巷1號」，與前開被告原陳述之「「臺北市○○區○○路80巷5號13樓之2」，其中之「80巷5號」與「80巷1號」並不相同，被告之前開居所，是否屬於該管理委員會管理，該管理委員會是否為被告之「受雇人」，仍需查明。又前開被告原陳報之住所「臺北市中山區○○街154號6樓」，其收受送達判決書之「受雇人」為「吉美水豔大樓雪理委員會籌備處」，設址為三重市○○○路3段396、398號」，該處所顯與前開被告陳報之住所「臺北市○○區○○街154號6樓」不同，該「吉美水豔大樓管理委員會籌備處」是否為被告之「受雇人」，能否代收被告之判決書，亦令人生疑。

三、綜上所述，本件判決書之是否合法送達，尚有前開可議之處，原審遽予認定被告之上訴已逾合法之上訴期間，不無再予審究之餘地。本件被告之抗告意旨亦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為無理由，應予撤銷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究，更為適宜之裁定。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