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一八五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一八五號

上訴人

蘇文進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一○一年度上訴字第三二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年度偵緝字第一三七五、一三七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略為：上訴人蘇文進有竊盜及毒品犯罪前科，經法院判刑確定，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二月，於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執行完畢。猶未悔改，基於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以營利之犯意，持用0000000000號（下稱○九八七）行動電話作為聯絡交易工具，販售海洛因給黃瑞光、邱俊良、蔡裕弘，詳情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附表二所示者，則維持第一審之無罪判決，駁回檢察官之第二審上訴）。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該附表一編號一、三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累犯）罪刑（分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四月、十六年），另維持第一審關於同表編號二部分，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一級毒品（累犯）罪刑（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六月）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以上三罪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八月）。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又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應向當事人、辯護人宣讀或告以要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事實審法院於審判期日就文書證據所應踐行之調查方法及程序，旨在使當事人及被告之辯護人澈底了解該等文書記載之內容及意涵，而為充分之辯論，以使法院形成正確之心證。故法院就文書證據，無論性質上為不利於被告之積極證據，或彈劾其辯解不足採信之證據資料，如未確實依照上開法定調查方法，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程序，而遽採為判斷之基礎，其判決於上開法則即有違背。原判決引用「google（地圖）」認「台中市大河一巷與惠中路相近，約一．四公里，駕車約七分鐘，步行十二分鐘」，駁斥上訴人所辯依邱俊良和伊，及某男子撥給上訴人持用之「○九八七」電話，由某女子接聽，回稱「蘇文進不在」，此二通聯之基地台分別在上揭二址，可見上訴人不可能在接獲邱俊良洽購毒品之電話後，迅即返家取貨交付（見原判決第二十一頁倒數第一至十一行、第二十二頁第、一、二行）。上揭地圖似係原審受命法官在審判期日之前，依職權蒐證、批示「附卷」（見原審卷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頁），性質上屬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資料，然審判長並未於審判期日將之提示供訴訟雙方當事人或辯護人，踐行辨識和辯論程序（見原審卷第一五五至一五七頁），乃原判決逕行憑為得心證之判斷依據，核非適法。

㈡、單一之供述證據，無論為被告之自白，或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均不宜逕行形成心證，必須賴有其他之證據資料予以參佐、補強，始足以判斷可否採憑為認定犯罪之依據，而此之補強，雖不以對於原供述證據之全部為之為必要，但至少就重要之點必須能夠相互印證，達致足以形成確信真實之程度，以算數為喻，倘若僅有單一之供述證據，則其補強之證據，必須使之「加分至滿分」，否則仍不能遽為有罪之判決；自另方面言，苟控方提出作為證明被告犯罪之證據資料，祇有單一之供述證據，而其所謂之補強證據，猶不足就供述之可信性，予以多方之補強，況復有部分「減分」之情形（例如與供述內容相齟齬），當認其舉證尚嫌不足。具體以言，以販賣毒品案件為例，無論何級毒品，罪責皆重，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係以買方片面之供述，作為唯一之主要證據，再以交易雙方之電話通聯紀錄作為佐證，此外別無自白、其他物證或證言，微論供出毒品來源，法有減免刑責寬典，求之人性，難免損人利己誣攀之虞，縱無此慮，倘此通聯紀錄內容，顯然和買方所供重要之點不相適合，甚至矛盾，審理事實之法院不應逕予照單全收，認定犯罪。本件偵查檢察官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三次所謂販賣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事提起公訴，所舉之證據祇有買方蔡裕弘、邱俊良之供述，別無其他佐證資料，第一審法院允宜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啟動起訴審查機制，裁定檢察官應於一定期間內補正，示知逾期駁回起訴之旨，卻仍准依一般訴訟程序進行審判，而諭知無罪，固毋庸苛責，原審就此部分駁回檢察官之第二審上訴，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未在第三審上訴之範圍，但因具重要性，乃先行載敘，方便後述之舖陳）。但關於原判決附表一所示部分，雖有買方黃瑞光、邱俊良及蔡裕弘之供述，然因逕行拘提上訴人未獲，並未查扣得任何屬於上訴人之違禁物或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檢察官逕行簽准通緝結案（以上見偵字第一二一五七、一三二五五號及查扣字第三五號偵查卷），僅二個月即緝獲，上訴人堅決否認販售毒品，檢察官未再詳查，旋以上揭三證人之警詢及偵查中供述作為主要證據，與其等和上訴人彼此間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含譯文）作為補強證據，提起此部分公訴（見起訴書第一、二頁），第一審傳喚黃瑞光、蔡裕弘到庭作證，皆翻供否認向上訴人購買毒品（見第一審卷第五十四、五十五、一○九頁），邱俊良則傳、拘無著、未到庭（同上卷第五十一、七十、一○五頁），該法院仍然判處上訴人三罪刑，原審同認上訴人此部分成立犯罪。細繹系爭通訊監察譯文，關於上訴人與黃瑞光部分，雖有「電話卡」

、「一張」、「台哥」之語，似屬某種暗語，但時間係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十一時十九分○五秒」（見他字卷第七十七頁），原判決將之混淆，誤憑為認定係同年、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時四十分四十七秒」之毒品交易通聯紀錄（見原判決第十四頁第一至十二行），已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而該二十七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倘以「Ａ」代表上訴人，「Ｂ」代表黃瑞光，則Ａ謂：「你幫我問一下」、「今天啦，我有急用」、「你有喔」，Ｂ回稱：「對」（見他字卷第七十七頁），果若無訛，似乎係上訴人急欲用某物，而向黃瑞光求索，竟與黃瑞光在審判外所述係伊向上訴人洽購海洛因之情形，迥不相侔。又關於上訴人和邱俊良通聯部分，雖有二通，第一通祇是單純約見，地點為上訴人住家，第二通顯示邱俊良先說：「兄仔（按似指上訴人），另外不一樣的（按似為暗語）」，上訴人回以：「沒辦法」，邱俊良乃謂：「沒辦法，那我就沒過去了，我先去忙一下」（見他字卷第一二二頁背面；第一通係上訴人發話給邱俊良，第二通為邱俊良撥電給上訴人），邱俊良雖在警詢及偵查中，供稱這二通電話即係毒品交易，然則竟謂：「二次都是我打給他的」（同上卷第一二八頁），況電話中既表明不過去見面之意，益見所供（見面成交），顯與上揭通聯紀錄互相齟齬。再關於上訴人和蔡裕弘間之通訊監察譯文中，祇見相約會面、說明地點，雖有「順便收錢」、「那個不夠」、「順便拿過來」等稍具曖昧話語（見第一三二五五號偵查卷第二十七頁），但與上揭二部分之通訊情形相同，悉無任何物證或其他供述證據資料足以佐證。原審採用上揭三證人於審判外之片面陳述，而以各有瑕疵或尚存爭議之通訊監察紀錄，作為補強證據，罔顧其補強之證明力是否確有補足至毫無合理懷疑程度之情形，遽認檢察官已然善盡舉證責任，尤以所謂之「買方」，指稱係何級毒品，竟即照單全收，是否完全符合嚴謹證據法則，尚欠充分說明，自難昭折服。以上悉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應認原判決關於各認定有罪（即附表一所示）部分，具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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