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二九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二九號

上訴人

簡隆弘（原名簡閔弘）

選任辯護人

王翼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審判決（一○五年度上訴字第三五二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三年度偵字第一○四一五、一八七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甲○○（原名簡閔弘）上訴意旨略謂：㈠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所憑之通聯紀錄節錄列印資料、通聯光碟、即時通訊息之列印資料及照片，細究其內容，僅能證明證人李建緯、程侃堂等二人，曾到過上訴人之住處、見面，無從為上訴人前揭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單憑李建緯、程侃堂等人之指述，逕認上訴人有販賣毒品犯行，其採證認事，顯然違背證據法則。㈡依承辦員警李建興於偵查中所證，不過就是聽聞程侃堂轉述某藥頭有向其推銷毒品之事而已，無從證明上訴人有販賣毒品之行為；又程侃堂所提供之即時通訊息列印資料及照片，充其量僅能證明其於民國一○三年四月八日，有向上訴人詢問甲基安非他命之售價，尚不足以證明雙方已達成買賣之合意，原判決違反「罪疑有利於被告」之法理，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仍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

三、惟查：

㈠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再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迭於偵查及歷審中，坦認：我的綽號叫「小電」，有使用「000000000 」的即時通帳號、「0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有與程侃堂、李建緯通聯、討論毒品價格、數量及見面，於一○三年四月八日，與程侃堂相約見面時，身上有攜帶甲基安非他命之部分自白；就事實欄一─㈠毒品交易之過程、數量、價額，證人李建緯、程侃堂迭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一致供稱：我等先在網咖上網路UT聊天室找毒品（賣家），上訴人留言回應，並留下聯絡電話號碼，我等乃以行動電話與其聯絡，並於一○三年二月十四日凌晨，一起到上訴人之住處，由李建緯以新臺幣（下同）三千元之代價，向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公克，並當場完成交易等語；程侃堂復就事實欄一─㈡、㈢之毒品交易之過程，及員警查獲本案之始末，供稱：我以「X00000000」即時通帳號，與上訴人聯絡購買毒品，一○三年四月一日，有以一千元之代價，向上訴人購買○．三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一包，並在親親戲院對面的加油站完成交易；通聯紀錄內，其中「自由時報」係指甲基安非他命，「二張」是指要買二千元，「一份」就是一千元；一○三年四月八日，上訴人利用網路聊天室，向我推銷毒品，雙方約定以一萬八千元之代價，向上訴人購買六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地點在東海大學門口前，後來我臨時決定，要將上訴人繩之以法，乃將毒品交易的時間、地點、數量、金額，告知本案承辦員警李建興，並在交易時故意拖延，將上訴人引到警察（轄區）那邊，上訴人因此被警方查獲等語；證人李建興於偵查時，就本案查獲之始末，亦為與程侃堂相同之證述各等語之證言；顯示相關行動電話門號有所通聯、出沒於前揭交易地點附近，並互以隱晦語句，表達購買毒品之用意及其數量、價格之通聯紀錄節錄列印資料、通聯光碟、即時通訊息之列印資料、照片；顯示扣案的透明結晶二包（送驗淨重分別為二．八○九三公克、二．九一四六公克；驗餘淨重分別為二．八○七二公克、二．九一二九公克）確為甲基安非他命，且與程侃堂本欲購入之毒品數量相同，系爭搜索扣押筆錄暨鑑驗書；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二包（送驗及驗剩淨重，同前述）等直接、間接證據資料，參諸上訴人與李建緯、程侃堂二人通聯之初，尚且詢問上訴人如何稱呼及行動電話號碼，又頻頻詢問如何前往上訴人住處，足見彼等僅初見面應無仇恨糾紛，李建緯、程侃堂二人當無設詞誣陷之動機。復觀諸上訴人與程侃堂間之通聯內容，多以隱晦用語「自由時報」替代甲基安非他命，以「份」、（「張」）替代數量及金額，為毒品交易之應答（此與一般毒品交易為躲避警方查緝，常見以暗語通聯之習慣相同）。尤以，上訴人為警查獲時，所攜之甲基安非他命數量（淨重近六公克，已超過通常外出施用之數量），適與程侃堂所述欲購買的毒品數量相符，益徵程侃堂前證多次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毒品之事，應非虛妄。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以販賣第二級毒品三罪（二次既遂，一次未遂），分別宣處有期徒刑七年六月、七年四月、三年八月（法定本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所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八年，以及所為沒收相關之諭知的罪刑判決，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對於上訴人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犯罪，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並指出：㈠李建緯、程侃堂與上訴人並非熟識，豈有如上訴人所辯，渠等二人於凌晨時分，沿途以電話問路，抵達上訴人住處，祇為向上訴人詢問如何偷看「UT聊天室」網站的密語對話？嗣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更易其詞，改稱李建緯、程侃堂二人，於一○三年二月十四日凌晨至其住處，係為向其展示「強姦藥水」等語，前後所辯不一，飾詞圖卸，其情甚明，此部分所辯，難以採信。㈡上訴人坦認於一○三年四月一日，確有與程侃堂見面，並詢及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事，惟上訴人一再翻異其詞，初稱：程侃堂係過來向其借打火機，嗣改稱：程侃程過來向我詢問安非他命價格，但嫌太貴，就沒有買等語，再改稱：係見面後，程侃堂才問我有沒有毒品，我說沒有，他就跟我借打火機，就先走了等語，衡情程侃堂詢問毒品之價格、有無，於電話中詢明即足，何有相約碰面之必要，更無須小題大作，祇為抽菸借打火機，即要遠在他處之上訴人於所在附近等候，凡此種種違反情理，咸難採信。原判決復於理由甲─貳─二內，說明：衡諸毒品取得不易，量微價高，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為販賣之不法勾當者，倘非以牟利為其主要誘因及目的，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危險，平白無端義務為該買賣之工作，是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售出之價格低廉，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差價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符合論理法則且不違背社會通常經驗之合理判斷。上訴人與李建緯、程侃堂相識不久，並非至親或錢財共通關係，若無藉此牟利之情，自無費心自甘承受重典，而涉犯販賣毒品重罪之必要，是上訴人以一千元、三千元、一萬八千元不等之價格販賣，其主觀上自具有營利之意圖。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未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任憑己意妄指違法，且猶為單純事實爭議，不能認為已經具備合法上訴第三審之形式要件。

㈡所謂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方法而仍存在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時，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此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原判決既已說明依照上揭直接、間接證據綜合判斷，上訴人殊無在未有毒品買賣合意之情形下，甘冒被查緝之風險，為大量毒品之攜帶，而認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證據，已足為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明，並形成有罪心證之確信，因而為上訴人此部分有罪之諭知，其依法所為犯罪事實之認定，自無違反「罪疑唯輕原則」之可言，上訴人據此憑為上訴理由，亦非適法。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