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八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八四號

上訴人

張炳裕

選任辯護人

金志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一○五年八月三十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上訴字第一二六五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三年度偵字第一七八三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上訴人張炳裕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於原審已主張：被害人湯○萬在民國九十九年九月間，經過伊之遊說，而參與告訴人陳○白炒作自己擔任董事長之威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鋼公司）股票投資，當時約定湯○萬於一年內，將可獲得約年息百分之四十之利益，湯○萬即於同年月二十三日，將新臺幣（下同）一億元資金匯入陳○白私人秘書丁○仱之帳戶，隨後伊因湯○萬並未依約將該筆資金匯入伊所指定之帳戶，俾供伊操作運用，故口頭終止原先由伊及張○蕙出面而分別與湯○萬簽訂之投資協議及保證契約，嗣於一○○年間，適逢歐洲發生金融風暴，造成臺灣股市不漲反跌，陳○白因缺少資金，又允諾給予同上獲利條件及保證，再次委託上訴人勸請湯○萬投資一億元，但因湯○萬僅能籌得七千萬元，乃依陳○白之要求，於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將七千萬元匯入陳○白設在國泰世華銀行西門分行之帳戶，故前開二筆匯款均係湯○萬交予陳○白之投資款，原審疏未詳查，卻誤認其中七千萬元亦係湯○萬基於與上訴人簽訂之投資協議而為給付，自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㈡、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伊於一○一年九月十二日與陳○白相約，定於翌日在臺北火車站與證人徐○龍律師、梁○棟見面，並協商「士林，蔡董（指蔡○禮）」、「湯總裁（指湯○萬，下同）的票轉交」等事宜及伊於上開約定之時、地與陳○白見面後，討論「……湯總裁之事建議開你的票指名我，善了……」等語之手機簡訊畫面影本，暨證人梁○棟陳稱：伊於上揭時、地與上訴人、陳○白等人見面後，曾聽見陳○白對上訴人稱「我同意你繼續來背書」等語之證據，以資證明陳○白確已同意上訴人代其在簽發予湯○萬、俾供作投資憑證及展延票期使用之支票上為背書；又證人徐○龍於偵查時，曾證稱：湯○萬有告訴伊，兩張面額共七千萬元之支票，係其匯予陳○白之投資款，並非借款，且是上訴人邀請湯○萬投資的；湯○萬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一○二年度中訴字第二二號其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民事事件（下稱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事件）中，亦坦承該筆七千萬元之投資人為陳○白，與上訴人無關各等語。原判決對上揭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不予採納，又未說明，亦嫌理由不備云云。

三、惟查：

㈠、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刑，已敘明認定本件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對於證人梁○棟雖於原審證稱其於一○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臺北火車站，曾聽見陳○白對上訴人稱「我同意你繼續來背書」云云，但該證人又陳稱其當日是代表蔡○禮與陳○白協調投資款返還之事宜，與陳○白係處於利害衝突之對立立場，所證已有迴護上訴人之虞，況其所稱「我同意讓你繼續背書」乙節，究係指何支票，亦不甚明瞭，且其復證稱，陳○白當時並表示「我是不會承認背書這件事情的」，如何不能因梁○棟前開證述，即遽認陳○白有概括授權上訴人，於上訴人交付予湯○萬之支票上，同意上訴人得代陳○白為背書之行為；上訴人雖諉稱：本件湯○萬先後所投資一億元及七千萬元，係供作湯○萬與陳○白協議炒作威剛公司股票之用云云，但上訴人前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湯○萬、陳○白提出違反證券交易法（包括炒作股票）等罪嫌之告訴，業經該檢察官以一○三年度偵字第二三三四八號處分書予以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影本在卷可稽，卷內又查無證據足認湯○萬匯寄七千萬元至陳○白之銀行帳戶，係基於其與陳○白之投資契約，上訴人前揭辯解如何之不足採信，亦皆已詳加說明。上訴意旨對原審之前揭論斷，究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情形，並未依據卷內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仍執前開陳詞，據以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係以片面之說詞，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已於理由內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㈡、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才有意義；若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依憑湯○萬於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下稱臺中市調處）調查員詢問時指稱：「我僅和張炳裕之間有投資資金之往來關係，我與陳○白則無，我和他們之間都沒有借貸關係」、「我曾經於一○○年六月間聽從張炳裕之遊說，而投資七千萬元供張炳裕投資，其表示可獲利達40%之產業，投資期間最短一年，但我們有約定若在一年內無法獲利，則張炳裕得隨時終止雙方投資關係，並退回我的七千萬元投資款項……我當時是聽從張炳裕指示，將七千萬元投資款項……匯至陳○白銀行帳戶……」；另在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事件中又陳稱：伊與上訴人僅有投資關係，上訴人所交付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三所示之兩張支票，係基於伊與上訴人簽訂之投資協議；及證人徐○龍於偵查時證稱：「（如附表三所示）這兩張票事實上是一些投資款，這是投資款其中的一部分，我換回來的票很多轉交給湯○萬的……」、「湯文萬要取得投資憑證，最早是要求陳○白要開票，張炳裕有去協調後，回來說陳○白不願開票……我就轉達這個訊息給湯文萬，所以退而求其次，是否請張炳裕開票來當投資憑證，我也跟湯○萬討論，湯○萬要求要有陳○白跟張炳裕的共同背書，我有跟張炳裕講，張炳裕再去溝通，再轉達說陳○白不願意……我又將這件事情轉達湯○萬，湯○萬非常堅持，我再回來跟張炳裕說你再去跟陳○白溝通，後來開給湯○萬的這兩張（支票）上面就有陳○白的背書」各等語，佐以卷附湯○萬與上訴人簽訂之投資協議書影本等資料，以湯○萬於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匯入陳○白帳戶之七千萬元，確係基於其與上訴人所簽訂投資協議而為給付之事實，已臻明瞭。上訴人、其辯護人及檢察官在原審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復均答稱「無」（見原審卷第二宗第六十九頁反面、第七十頁）。因認無再為其他無益調查之必要，核無上訴意旨㈠關於此部分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

㈢、證人供述前後不符或有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且同一證人前後供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詞，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原判決依憑證人湯○萬於臺中市調處及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事件中之前開陳述，資為認定湯○萬於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匯入陳○白帳戶之七千萬元，係基於伊與上訴人簽訂投資協議而為給付之事實論據。即當然排除湯○萬另在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事件中所稱：該筆七千萬元之投資人為陳○白，與上訴人無關之證言。原審對前開經排除不採之湯○萬陳述，雖漏未於判決內說明不可採取之理由，因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該事實之基礎，於判決結果即不生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之法理，自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㈣、至其餘上訴意旨所執各詞，係就與犯罪構成要件無涉之枝節，再漫為單純之事實爭辯，依首開說明，並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㈤、依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