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27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4827號

上訴人

莊侑龍

　　　　　　梁賀翔

　　　　　　林秉儀

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7年4月17日第二審判決（106年度原上訴字第55號、106年度上訴字第1953、195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5年度偵字第30582號、106年度偵字第11、2416、3802、7487號、106年度少連偵字第53號；移送併案案號：同署106年度偵字第307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㈠上訴人莊侑龍上訴意旨略稱：

⒈莊侑龍雖於民國105年7月24日，至新北市○○區○○街00號「全家便利商店中和平興店」取款新臺幣（下同）38,000元，但僅止於「取款」，對於詐騙集團所為之詐騙手法與模式並不知悉，即便有取款之行為，至多僅該當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幫助犯，原判決不察，論以加重詐欺罪，有判決適用法令錯誤之違法。

⒉莊侑龍由於學歷不高，求職處處碰壁，因友人介紹，一時失慮為本案犯行，其實僅係被利用之工具，真正背後之藏鏡人早已逃之夭夭；莊侑龍犯後坦承犯行，並一再表示願意與被害人和解，目前已回歸正常生活；原判決並未交代莊侑龍何以「未能引起一般人同情」與「無情輕法重」之理由，對於如何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之規定，並無任何明確之標準與依據，有違比例原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

㈡上訴人梁賀翔上訴意旨略稱：

⒈第一審判決犯罪事實欄，記載梁賀翔係在105年8月間某日加入詐欺集團，則其犯罪時間應自該時間起至被查獲時為止；於105年8月11日參與提款日以前，自無從與其他成員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就105年7月部分，未為無罪之諭知，逕謂此部分係與其他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成立共同正犯，有判決不載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⒉原審犯罪事實之認定，既有如上之違誤，則關於刑之量定即失其所據，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

㈢上訴人林秉儀上訴意旨略稱：

⒈林秉儀自105年7月間某日起，以日薪4,000 元，加入綽號「楊老闆」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最末端之車手，主觀上認為係受綽號「楊老闆」之指示下所為，核與前案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105年7月19日至同年月25日），時間相近，模式同一；雖兩案被害人不同，然所為之接續犯行，乃同一行為導致不同被害人遭詐欺，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案應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原判決認無想像競合犯關係，自屬違法。

⒉林秉儀前案起訴之時點為105 年11月21日，而本案起訴時點為106年3月份，若兩案依刑事訴訟法第6 條規定合併審理，林秉儀即有受緩刑宣告之機會；反之，林秉儀卻因此蒙受雙重刑事程序負擔、亦使先前緩刑有遭撤銷之可能。

⒊林秉儀因出身單親家庭，年少不懂事，始擔任車手，並非詐騙集團之核心人物，亦未從中取得任何報酬，參與時間短暫，犯後坦承不諱，態度良好；目前因與媽媽相依為命，倘入監執行，母親將無人照料，其情狀堪可憐恕。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刑，量刑仍屬過重，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云云。

二、惟查：

㈠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3 人確有其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莊侑龍、梁賀翔、林秉儀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莊侑龍係累犯）之判決，駁回其3 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

㈡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縱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若所參與者，係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而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原判決已於理由貳─三─㈡剖析：莊侑龍、梁賀翔、林秉儀等人加入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事實欄一）所示詐欺集團，時間雖有先後，且分別擔任提領詐騙款項、指揮並彙集贓款之車手工作，渠等未必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認識、碰面或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欺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各成員間於各自加入之時起，均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共同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目的及行為分擔，自應就所參與犯罪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而成立共同正犯等旨。

㈢梁賀翔於原審對於本件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原判決於事實欄一，亦記載上訴人3人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分別於105 年4至8 月間某日，加入共組之詐欺集團等語，梁賀翔上訴本院，始爭執其於105年8月11日參與提款行為以前，無從與其他成員成立共同正犯云云，顯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㈣另原判決於其理由貳─三─㈦內，載敘：本件被害人黃霞係於105年7月23日始接獲詐騙電話，而自該日起匯款至指定帳戶，與林秉儀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5年度訴字第578號判決所載之領款時間有異，且黃霞所匯款項經層層轉匯之各該人頭帳戶，均不包含前揭另案之銀聯卡，堪認上訴人等於前案中所提領之款項，應為黃霞以外之其他被害人所匯、受騙款項；因被害人不同，上訴人等人所犯本案與渠等前揭另案侵害之法益即非同一；況且上訴人等均供稱：每日提領之款項或銀聯卡，都是當天繳回，其他案件遭查扣之贓款、手機或犯罪工具，均非本件渠等犯罪時間所提領之贓款等語，足見林秉儀等人所犯本案，與上開經另案起訴或他院判決之詐欺取財犯行，行為均屬明確可分，犯意各別，即應予分論併罰，而不受其他案件起訴或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等旨。林秉儀上訴意旨仍以前案與本案應為同一案件，對原判決已經敘明之事項，再為爭執，自屬無據。

㈤案件有無依刑法第59條關於犯情可憫、減輕其刑規定處遇的必要，同屬法院的自由裁量權，非許當事人逕憑己意，指稱法院不給此寬典，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的違法。另關於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的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的理由。原判決於其理由貳─五內，敘明：上訴人等均正值青壯，貪圖非法所得而率然投身詐欺集團，無視受害人遭受侵害之財產法益，衡酌渠等犯罪動機及情狀均無可值憫恕之處，遑論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等旨。另於理由貳─四內，說明：第一審衡酌上訴人等均年輕體健，理應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因圖謀非法所得而率然投身詐騙集團，雖非擔任直接撥打電話，出言詐騙黃霞及不詳被害人之工作，然出面提款或轉匯款項，仍屬渠等所屬詐騙集團不可或缺之重要角色，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實值非難，且渠等所屬詐欺集團係以集團性分工方式，隨機向不特定人行騙，所為非唯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亦危害社會善良秩序與風氣甚鉅，嚴重傷害我國國際形象，又被害人黃霞遭詐欺集團詐得之金額高達人民幣1,897 萬元，所生危害非輕，量刑實不宜輕縱；再衡以各上訴人實際提領金額、於集團內階層及分工角色、所取得報酬數額、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渠等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及梁賀翔前無犯罪紀錄，素行尚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梁賀翔有期徒刑1年4月、林秉儀有期徒刑1年2月。量刑允當，應予維持之旨。經核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且無違背公平正義、責罰相當等原則。上訴人3 人上訴意旨，均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猶執陳詞，為單純事實爭議，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憑持己意，任意指摘，皆不能認為已經具備合法上訴第三審的形式要件。

三、綜上，應認上訴人3 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