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138號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08年度台抗字第1138號

抗告人

彭建忠

　　　　　　蔡豪峰

上抗列告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

國108 年7 月19日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108 年度金上重訴字

第1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彭建忠、蔡豪峰（下稱抗告人等）與共同被告蔣清明、許世璜因共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2 項之高買證券罪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6 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刑事判決論處罪刑，現由原審審理中。嗣經原審訊問抗告人等，暨聽取檢察官意見後，認其等共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2 項之高買證券罪名，係最輕本刑為 7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嫌疑均屬重大，且經第一審原審分別判處有期徒刑9 年、7 年6 月等重刑在案，上訴後復否認獲有任何犯罪所得，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雖無羈押必要，但仍有以限制出境、出海手段，確保日後審判程序順利進行之必要，且此對於憲法所賦予渠等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利之限制，亦未逾必要程度。至抗告人等雖以處理公司業務、海外無資產、未持外國護照、家人在國內、自行返國接受偵查、原審時均如期到庭、已坦承犯罪等為由，主張並無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惟渠等業經第一審判處重刑在案，基於一般人畏懼入監執行長期刑之心理，實有畏罪逃匿之虞，且既得以調動鉅額資金長期操縱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價，尤堪認有逃匿之高度可能，因認抗告人等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抗告人等均自民國108 年7 月19日起，應予限制出境、出海。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彭建忠部分：彭建忠於偵查中即自行返國配合偵訊，並坦承犯行，在偵、審中亦均親自到庭說明本案之犯罪事實，於106 年l0月27日第一審審理時，公訴檢察官曾同意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又彭建忠之家人均定居臺灣，本身亦未持有他國護照且無國外資產，復經選任辯護人告知坦承犯行之後果及可能之刑罰長短，仍向偵查機關及法院坦承不諱並均出庭應訊，此均可證彭建忠主、客觀上均無逃亡之意思或動機，更無規避司法審判、妨害國家刑罰權行使而棄保逃匿之意圖。另彭建忠已於偵查中自白繳回犯罪所得，並因必翔公司下市致仍有庫存3600餘張之股票，損失慘重實已無力動用鉅額資金以供逃亡。況彭建忠已具重保，當可擔保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故無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原裁定僅以彭建忠上訴後否認獲有犯罪所得，惟未就此情形與限制出境、出海之關聯性進行相關審查，即予限制彭建忠之出境、出海，有失比例原則之違誤。

（二）抗告人蔡豪峰部分：蔡豪峰於第一審已坦承犯罪，並於偵查之初即主動返國配合檢調機關調查，審理中均到庭受審如實說明，足徵蔡豪峰坦承面對司法之態度，顯無逃亡之虞，自無強制處分之必要。原裁定僅以蔡豪峰於第一審判處7 年6 月有期徒刑，上訴後復否認有犯罪所得，即逕認蔡豪峰有逃亡之虞，予以限制出境、出海。惟蔡豪峰已於第一審主動繳回犯罪所得，僅針對犯罪所得計算為不同法律之主張，尚難以此為由論斷蔡豪峰全然否認有何犯罪所得，並據以推論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而為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況蔡豪峰生活重心、家人都在臺灣，尚待扶養照護，實無逃亡之虞，原裁定為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顯屬過苛而有違比例原則，並與強制處分之立法意旨不符。

三、惟查：

（一）憲法所規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其中關於憲法第7 條、第 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而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對此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憲法第23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司法院釋字第443 號解釋意旨參照）。故對上開居住遷徙自由之干預，苟依法已具備法定要件並踐行法定程序，合於外部性界限，且亦符合比例原則等內部性界限而具實質正當性，即非法所禁止；而其判斷，並非僅憑單一、抽象規定建立絕對之準據，必須綜合考量干預之措施、模式、時間、地點等具體手段、強度及其所生影響等，建立在「個案審查基礎」之上，審酌特定個案中，干預手段所欲保障之利益與其居住遷徙自由間之均衡維護定之。故法院對具體個案中之強制處分，因所干預之基本權內容不同，而異其寬嚴之審查密度，乃理所當然。刑事訴訟上之限制出境、出海，其目的在避免被告出境滯留他國，俾保全偵查、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依其限制被告應住居於我國領土範圍內，就對被告居住遷徙自由限制內容觀之，應屬執行刑事訴訟法所規定替代羈押之獨立處分方法之一，性質上亦屬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強制處分，然依第101 條之2 前段規定，其與具保、責付及其他方式之限制住居，均僅為被告有得予羈押之法定理由，但無羈押必要時，用以置換羈押之替代手段，其雖因干預之目的與羈押同為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與實現，致其准否亦應與羈押同其法定理由，然因其施予干預之手段、強度顯較羈押輕微，從而准駁之審查標準，自應相應放寬。是限制出境、出海因僅防阻被告擅自出國，故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苟以各項資訊及事實作為現實判斷之基礎，而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涉嫌犯罪，具有逃匿、規避偵審程序及刑罰執行之虞者即足。且刑事被告有無羈押必要，是否採行限制出境、出海等替代羈押處分之判斷，乃屬事實審法院職權裁量之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衡酌具體個案之訴訟程序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一切情形，而為認定，其職權裁量苟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即不得指為違法。

（二）原審經訊問抗告人等後，衡酌全案情節，為保全本件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嗣後刑罰之執行，認有限制抗告人等出境、出海之必要，業已詳述其認定之依據及理由。揆諸上揭說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又此一強制處分，乃憲法所課予人民居住或遷徙自由權利之法定限制，既未逾越比例原則之必要程度，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前揭抗告意旨所指各節，係祇憑抗告人等個人主觀意見，指摘原裁定不當，或係就原裁定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自難認原裁定上開論述有何具體違法或不當之處，其等抗告均難認為有理由。

四、綜上，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俱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