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

上訴人

徐書培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8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上訴字第2247號，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430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徐書培上訴意旨略稱：

㈠依告訴人簡苡哲於原審之證述，其在山上答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 萬元係為脫身，當時並未付款，嗣返家後曾與警方連絡，經警方囑其配合蒐證，始交付款項，則其在恢復行動自由後已超過數小時，甚至與警方討論如何處理付款事宜，可見其當時仍保有意思自由，於一般社會通念上尚未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只不過因主觀上懷有恐懼之心，不敢出面抗拒，故上訴人所為應僅成立恐嚇取財罪，原審遽認簡苡哲之意思自由仍受壓制，顯與客觀情形不符，實有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㈡依告訴人林宏昇於警詢之陳述，其係因失業而跟在簡苡哲身邊幫忙當小弟，故簡苡哲與上訴人之多次糾紛，其均會被波及，實與自己和上訴人有糾紛無異，原審逕認林宏昇並無誣指上訴人之動機及必要，已與社會經驗法則不符；再者，縱林宏昇有多次入出境紀錄，然其與簡苡哲各自就上訴人搜取渠等財物之指述，彼此既有重大矛盾，即有保障上訴人與林宏昇對質詰問權之必要，原審猶認林宏昇上開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而採為斷罪之依據，洵有違誤云云。

三、惟查：

㈠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其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結夥3 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刑，駁回其第二審上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的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

㈡刑法之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於體系架構上同屬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且均以不法得財之意圖，及使人交付財物之強制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而係依各該強制行為對被害人意思或人身自由、生命或身體安全侵害程度之不同，異其處罰之輕重，是以於法規解釋上，自應詳予區辨2 罪規範之目的及法益保護範圍，使其完整平衡而不生衝突。進而言之，恐嚇取財罪，並不以將來之惡害恫嚇被害人為限，即以目前之危害相加（強制行為）亦屬之。但必其強制行為尚未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始足當之；強盜罪，則必須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的程度（強制行為），且與取財行為（即目的行為）間，具有密切之因果關係，亦即其強制行為係直接作用於被害人，而即時取得財物，而非以預告未來實現之手段達到取財目的，倘行為人以強制行為支配被害人之人身自由後，除即時取其財物外，復以惡害通知，持續脅迫被害人，至使其不能抗拒而再交付財物，因屬對同一被害法益之持續侵害，仍應評價為同一強盜罪之接續犯。至於強盜罪之「至使不能抗拒」，係指其強制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此並應以通常人之心理狀態為標準，綜合考量被害人、行為人及行為情況之各種具體事實，如認行為人所施之強制行為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其意思自由因此受到壓抑，即得論以強盜罪。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於原審已坦認：伊為索討債務，確有夥同友人共3 人，持槍（因未扣案，無證據證明有殺傷力）前往簡苡哲住處，威嚇在場者趴下，再將簡苡哲、林宏昇（下稱簡苡哲2 人）帶至山上，先要簡苡哲提領款項，但因其中帳戶內存款不足，即以槍枝射擊簡苡哲，並用煙蒂彈他，嗣因簡苡哲同意向當鋪借款5萬元給伊，始載簡苡哲2人返家，簡苡哲隨後再於同日下午交給伊5萬元等情；再參酌簡苡哲2人及證人簡樹源之證述。另就上訴人否認強取簡苡哲2 人之財物，辯稱：伊係為處理債務，並無不法所有之意思云云，認不足採信。復已詳加敘明：

⒈簡苡哲2 人，就上訴人持槍帶人進入簡苡哲住處，各在渠等身上搜走800元、2,000元之情節，證述相符，且林宏昇與上訴人並無任何糾紛，分據其2 人陳明在卷，足見林宏昇並無誣陷上訴人之動機。

⒉上訴人所稱之糾紛均與簡苡哲2 人無涉，且其持槍押人、毆人施暴取財，更與一般處理債務之方式迥異。

⒊自上訴人前述持槍強押簡苡哲2 人進入臺中市霧峰山區施暴之行為觀之，衡情一般人於遭受此一恐怖經歷及暴力對待後，在對方知悉其住處地點之情況下，縱已獲釋返家，心中難免餘悸猶存，擔心倘未依約將借得款項5 萬元交予上訴人，將再遭受以相同之暴力方式對待。是以簡苡哲雖證稱：伊獲釋後有與員警連絡等語，然其亦陳稱：嗣續交5 萬元予上訴人，並不是警察要伊這樣做，這是伊在山上時即跟當鋪聯絡過，當時當鋪答應伊以車子典當，能夠借到5 萬元，伊願將該款交予上訴人，上訴人及其友人才同意放伊回家等詞，顯見簡苡哲遭押走時已承諾付款，嗣經向當鋪借得5 萬元後即依約交付予上訴人。

⒋上訴人先後毆打簡苡哲及強盜其財物之犯行，均係基於同一目的而為，罪名相同，且於密接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應依接續犯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

⒌原判決係依本案發生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認上訴人所為，已足使簡苡哲2 人在身體上、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且除趁機強取渠2 人身上之財物外，又使簡苡哲持續交付5萬元，因而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結夥3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行。以上各情，乃原審於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本諸合理性裁量而為前開證據評價之判斷，經核並未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經核係以片面說詞，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已於理由內說明的事項，漫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的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㈢對質詰問權雖屬憲法保障之基本權，但並非絕對防禦權，如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所定客觀上不能受詰問之事實，雖未經被告之對質詰問，仍不能認係侵害其訴訟防禦權。原判決已載敘：林宏昇長期滯留國外，有多次入出境紀錄，且經第一審數次傳喚，均未到庭，而原審按址送達傳票至其原住居所，亦均以查無此人而遭退回，其戶籍並已遷至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有各該傳票、郵件公文封、戶籍資料、入出境資料連結作業存卷可稽，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 款所稱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之情形；另觀諸林宏昇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係由司法警察採開放問題，並以一問一答之方式進行詢問，經審酌該警詢筆錄內容所載，均係林宏昇親自在場經歷之見聞，且當時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較為鮮明，應無誤記之情況，復非不能自由陳述，亦無證據顯示承辦之司法警察有以威脅、利誘、詐欺或其他非法方法詢問之情形，各該筆錄末頁下方亦均記載筆錄係經受詢問人親閱無誤後始簽名，林宏昇又與上訴人無仇恨糾紛，堪認林宏昇於警詢時所述，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因其既無從傳訊，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實有斟酌其先前陳述之必要，乃依上開規定，認該警詢陳述仍得作為證據等語。與法核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關於加重強盜部分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其想像競合犯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